一個部門管市場：打破專業分割 使監管力量下沉

　　主持人：說過了“一支隊伍管全部”，我們再來看看“一個部門管市場”。“一個部門管市場”是一種大市場大部門監管的新體制，王教授，您覺得“一個部門管市場”能解決哪些難題？

　　王軍：關於“一個部門管市場”，這幾年確實是理論界關注和研究的話題，也是政府行政體制改革需要認真解決的實踐課題。天津實際上是將食品、工商、質監三個市場監管部門聯合辦公，現在社會分工是基本法則，各種不同的社會事務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或者是技術性，任何一個部門不可能把市場所有的領域全部都管起來，政府管理要適應市場社會分工法則，進行專業化管理，這是必然要求。爲防止政府的專業分工形成社會專業壁壘，造成分割，要在運行方式上或者運行機制上進行探索，“一個部門管市場”就是市場管理的各個部門聯合辦公，一個窗口對外，從而方便對市場和政府關係的解決。原先政府部門都是相對獨立、各自分散的，因此如何方便羣衆更好地開展經濟活動、市場活動，更便捷地獲得政府的幫助，是我們需要認真探索。天津這個做法，我覺得是很值得繼續探索下去的，而且應該總結好經驗，這在全國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張志紅：深圳市、上海的浦東新區、浙江的舟山市，都已經成立了市場監管局，天津市作爲省級區劃，它的步子會邁得更大一點。原先的工商管理局、食藥局、質監局實現了從機構、編制到人員的配置整合，這是典型的大部門制改革。

　　作爲推廣來講，重點是它動了什麼，沒動什麼，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市場監管人員開始向基層下沉。以前大家都待在大樓裏來監管，跟市場的距離比較遠，現在直屬領導減少了，大量的人員被補充到一線進行市場監管，這對於老百姓來講是福音。

　　一份清單管邊界：釋放社會自主空間 激發社會活力

　　主持人：在“六個一”之中,還有“一份清單管邊界”。目前，天津有106項暫不列入行政許可的事項，像中小學教科書審定、開發鹽資源、開辦製鹽企業審批等。這些項目如果不經過行政許可的話，會帶來哪些好處？

　　張志紅：仔細去看，106項暫不列入行政許可的事項使得社會活動減少了來自政府的相對干預，比如說我們可以相對自由邀請國外專家來華訪問、教學，但是這個自由也是相對自由。所以我會建議大家這樣看，事情可以正常做，就是把這個事所經過的政府審批環節取消了，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同時，對於企業、組織、學校、個人來講，在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的選擇上，自由度會增加。

　　王軍：天津暫不列入行政許可事項的項目中，有些是屬於中央統管的下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根據自身情況來決定是不是需要納入地方政府審批範疇。取消和下放這些審批權力才一年的時間，地方政府是否能夠接得住這些權力，恐怕還得需要一個過程。根據自身情況，取消有些權力可能更有利於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那麼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實際上減少了政府對具體社會事項和經濟發展事項的干預，而將自主權轉移給了社會。但是政府減少了審批，並不意味着沒有要求，能力和條件需要靠市場自己來積累、來把握。我想它最大的意義就是釋放了社會自主空間，減少了政府對這些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的干預，從而使社會獲得更好發展。

　　主持人：取消了一些行政審批權，不經過行政許可，如果出現了問題的話，老百姓可能要問，政府你們是做什麼的呢？

　　王軍：大家關注這個問題的話，可以去看一下十八屆二中全會關於國務院職能改變行政審批下放的7個範圍。另外，國務院也確定了10個“簡政放權”的具體領域。把權力還給社會，確實會帶來一些社會隨意性問題和不規範性問題，對這些問題，我想從兩個方面考慮。

　　第一個，現在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增強社會自主，也就是自律要素的增強，根據市場法則、市場客觀需要，自主來規範自己的行爲。不是說隨心所欲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了，作爲參與者、作爲主體，必須要服從規律，不適應法則和規律，就要受到懲罰，承受後果。過去符不符合這個規律是由政府來替你把握，現在不是了，現在我們要社會自主來把握，這是社會自身能力增強的必然過程。

　　第二個，經濟發展單靠社會行爲有很大的風險性，所以那些有重大風險的行業，比如決定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對社會生活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社會活動，不屬於“簡政放權”的範疇。實際上這次“簡政放權”就是企業資質審定、企業註冊登記方式等流程的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都有一個適應過程，在這過程中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要學會在解決這個問題當中不斷成熟、不斷完善。現在出點問題不可怕，不會產生更大的風險，所以我們不是一見到問題就想回到過去，還要着眼未來的發展。

　　張志紅：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刀闊斧的改革的擔憂，我個人認爲，這更像改革的陣痛期，過去管現在不管了，出了問題誰來管，責任誰來擔？其實這是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能政府的改變，不是政府不作爲了，而是政府作爲能力更增強了，執政能力更強了。

　　我們的社會也要從要別人管向自己管和法律管這個方向邁進。這裏邊，政府應當做的事情，我個人認爲應該有這麼幾部分。第一個就是要加強法治建設，加強法律對於社會行爲的約束，建立契約精神。社會組織在職責範圍內要爲自己的行爲負責，政府應當在這種社會能力還沒有完全培育起來的時候，扶上馬、送一程，先進後退，實現社會能力的培育。現在很多地方，包括天津市，不僅在市場組織培育方面進行了政府幹預，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創業基地，也建立了社會組織孵化園，力求通過社會組織的運行，來爲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多的彈性空間，所有政府的這些作爲，都是爲了減少大家對政府”不管了“這個問題的擔心。

　　主持人：我們來繼續看一下網友的提問。網友“白菜花8011”：“一個部門管市場，但是像流動商販又不歸工商管，會不會形成管理的空白地帶呢？”

　　王軍：因爲政府屬於分工管理，分工之間確實是有這種縫隙，也就是空白，這是必然的、客觀的。所以我們行政改革着力解決的就是由於分工而導致的這種空白。天津用一個部門來管，就是在具體的管理過程中，儘可能地把這種縫隙、空白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之內，防止這種空白乾擾或者影響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行。

　　張志紅：像天津一個部門管市場，它想解決的是部門之間的權力劃分、職責相互推諉問題，而不是製造管理的空白。政府是在發展的，社會也是在發展的，我們總是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發展中壯大自己。有些新生事物出來，會出現一個暫時的管理空白，但不代表政府不去完善更多機制來填補管理空白，同時出現的新生事物也未必都是政府應該管的。

　　主持人：我來看另外一位網友，他是這樣說的：“現在很多部門管得就不到位，要是‘簡政放權’了，更管不到位或是不管了怎麼辦？”

　　張志紅：政府本身就是有所管、有所不管。過去之所以會出現管不到位或者是管不了的問題，恰恰是因爲政府管了很多不應該管的。今天我們把那些讓市場主體能夠更好地自我解決、讓社會組織更好地自我發展的一些事情交由市場和社會自行治理，讓政府集中力量和能力來實現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王軍：關於政府不作爲，不在於政府管得多與少的問題，而是責任心、約束力問題。所以這次強調建立權力清單，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亂作爲的問題，其次還要解決不作爲的問題，這跟“簡政放權”不是一個問題。“簡政放權”是治理政府懶政、惰政的一劑良藥。過去有利的、好做的，大家蜂擁而上，不好做的、無利可圖的，大家都儘量迴避，政府部門之間出現了這種管理的空白，實際上今後就是想要通過權力清單解決這個問題。

　　張志紅：明確政府職責。

　　王軍：對。

　　主持人：我們來看下一位網友的提問。他說：“改完之後，會不會使一些部門權力過大？如何防止濫用權力呢？”

　　王軍：第一個，權力大與小，主要看它的集中程度。第二，看權力的運行程序設計。過去，中央權力相對集中，但是中央的權力運行是比較規範的；地方的權力相對分散，但是地方存在權力濫用的現象。不光是我們國家，西方國家也存在地方權力的濫用和隨意性問題，因爲它不好管理、不好規範。

　　過去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不是因爲權力集中，而是因爲對權力集中沒有明確法制約束，所以現在按照分工的法則來設計政府的權力部門。對這個權力的運行，我們更多是要通過這種程序的設計、通過法律的規範、通過社會的監督來防止它被濫用。這樣才能更有效解決權力的有效運行和防止被濫用的問題。

　　張志紅：其實像權力的大小和權力濫用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繫的。權力大就會濫用權力，這是我們過去的一個想法。今天在法治建設過程中，我們逐步完善了政府的政務公開，包括預算公開，從2015年1月1號起，我們的《預算法》全面實施。所有這些外在的監督機制的建立，會使行政審批改革所帶來的部分權力集中得到非常有效的制約。應當說，這是近幾年來，特別是新的一任政府上臺之後，對於把權力放在制度的牢籠裏面這樣一個改革措施的全面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