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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輩打下的江山，我們有責任來保衛父輩的成果，不能給父輩臉上抹黑”“‘紅二代’只是一個時代符號，將留下歷史的痕跡，但也將成爲歷史的過去”“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對的，歧視幹部子弟也是不對的”。近日，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祕書長羅援少將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對“紅二代”的話題暢所欲言，而且希望人們把整篇文章看完再做評價，不要斷章取義。作爲一名世人眼中標準的“紅二代”，他認爲，當前，社會上有些人出於種種原因，“仇官仇富”並波及到“仇紅二代”，這是由一些主客觀因素所造成的。羅援將軍說：“我們應該從主觀上、從用人制度上尋找原因。但也不可否認，還有一些人刻意用‘紅二代’來說事，故意挑撥幹部子弟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關係，對一些德才兼備的優秀的幹部子弟進入黨政軍高層進行阻擊、設障、施壓。”
“幹部子弟搞特殊化”與“歧視幹部子弟”都不對
在針對“紅二代”這一稱謂發表看法時，羅援一再聲明自己對“紅二代”這種提法並不認同。羅援說：“這實際上是把幹部子弟變成一個特殊羣體，變成既得利益的代表，這是不公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等社會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後代，爲什麼偏偏製造出‘紅二代’這種提法？”他認爲，這是要把革命幹部的後代和一般民衆進行隔離，不利於營造團結穩定的政治局面。
採訪中，羅援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說，首先，這些幹部子弟的父輩大部分是農民出身，正像一首軍歌中所唱的“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產黨鬧革命，他們就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泥腿子”。其次，在戰爭年代中，許多幹部子弟被寄養在老百姓家裏，很多人在解放後才被他們的父母接到身邊，將軍後代合唱團有一個節目叫《乳孃》，反映的就是他們與老區人民的深情厚誼。此外，在“文革”期間，很多幹部子弟家庭受到衝擊，上山下鄉，是老百姓撫育、收留了他們，他們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聯繫。
羅援是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之子，一些媒體報道中也將他歸於“紅二代”羣體。羅援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對子女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提出反對特殊化，反對“自來紅”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貧下中農、普通民衆打成一片。
羅援的父親羅青長出身於四川革命老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6歲參加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長期在隱蔽戰線工作，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兼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羅援回憶，父親對自己要求嚴格，當時就不願意他到幹部子弟聚集的學校上學，“我就在西苑小學和十九中上學，發小都是西苑大隊、六郎莊、海淀街這些農民和平民的孩子，還有機關大院的子弟以及附近高校老師家的孩子，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格。上中學期間有兩個暑假一個寒假，父親讓我和我的哥哥先後到時傳祥清潔隊掏大糞，到公安總隊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到東北旺大隊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羅援記得當年的101中學，黨中央高級領導幹部子弟比較集中。他們從不炫耀家庭背景，不以父輩身份地位爲榮，而是以艱苦樸素爲榮，他們比的是誰身上衣服的補丁多，誰能德智體全面發展。如果誰家裏以公車來接送孩子上學，同學們會覺得是一種恥辱。
“父輩的希望就是讓我們和人民羣衆融爲一體，要讓我們不忘本，牢記自己是從哪裏來的，準備到哪裏去。現在卻將幹部子弟和人民羣衆完全割裂開來，這是有問題的。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對的，歧視幹部子弟也是不對的。幹部子弟也是普通公民的一分子。”羅援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
很多“紅二代”的生活都很普通
現在，人們關注的，和媒體渲染的是一些名聲顯赫的開國元勳的明星後代們。事實上，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一些親屬現在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樣居家過日子。羅援去過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宜的家，就是兩室一廳。羅援的許多朋友都在將軍後代合唱團，他也是該團的忠實觀衆。據羅援介紹，他做過一個初步瞭解，團裏近一半成員主要靠退休金生活，月退休金在3000元左右，居住條件、生活待遇和老百姓一樣。羅援告訴《環球時報》記者：“2009年6月合唱團第一次外出演出時，有些人很興奮，因爲這是他們第一次坐飛機。我覺得很吃驚，可見，他們的父母生前對他們要求有多嚴格，他們的生活也並不富裕。”爲了不引起外界的斷章取義，羅援也表示，合唱團成員中確實也有一些將軍後代的生活條件要優越一些。
對社會上那些關於“紅二代”的負面看法，羅援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不可否認“紅二代”中間有些害羣之馬，影響了“紅二代”的整體形象。社會上流傳“紅二代”中有“新三種人”：公子哥，駙馬，師爺。這些人可以拿到批文、拿到項目，接觸到高級領導，可以進行權錢交易。羅援說：“中央三令五申，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女不能經商。可是你看，現在一些大的樓盤，一些大的項目、一些大的公司，動不動就流傳背後有誰誰的背景，這些權力是誰給的？”
就這種現象羅援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表示，首先是用人制度和監督機制上出現了問題。羅援說：“現在把公權力引入到官場，引入到市場，所以可以進行權錢交易。如果從制度上掐斷這種可能性，將權力和金錢都關入制度的籠子裏，一切按章辦事，不徇私情，那麼，不管是高級領導幹部還是基層老百姓都可以自食其力，憑本事上臺，按規矩下臺。”
羅援還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老一輩革命家爲人民打江山，因此政府給了他們一些特殊的待遇。毋庸諱言，也惠及到他們的子女。雖然少部分民衆對此是有意見的，但更多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這個待遇一代代傳下去，人民羣衆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現在的一些新貴，何功之有？他們的後代憑什麼‘大樹底下好乘涼’？以後用人制度要走向公平公正、任人唯賢的新常態。我們一代代薪火相傳，傳承的應是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而不應是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