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子弟脫離羣衆曾經歷幾個階段

　　據羅援透露，現在社會上有些人刻意挑撥幹部子弟和百姓的關係，動輒就說軍隊高層有多少“紅二代”，中央領導層有多少“紅二代”，但實際上，按照高級領導幹部的劃分標準，他們的後代在中央和軍隊任職並不多，也就是5%-10%，不能因此刻意渲染、放大，施加壓力，企圖對幹部子弟中一些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進入高層進行阻擊。羅援說，即便在那些“民主標杆”的國家，在用人的時候，家庭背景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加分因素。

　　當前，一些領導幹部子弟被貼上“紅二代”的標籤，羅援認爲，並不能因此就表明“紅二代”是一種負資產。老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紅色江山，他們的後代以他們爲榮，“紅二代”是歷史光榮的印記。“紅二代”並不等同於“官二代”，畢竟在他們身上還傳承着紅色基因，這種基因的傳承不是指“血統”的傳承，而是指“傳統”的延續。

　　在羅援看來，除個別貪腐、變節分子外，總體來講，幹部子弟有集體忠誠度，他認爲，他們更應該有集體自覺度，“父輩打下的江山，我們有責任來保衛父輩的成果，不能給父輩臉上抹黑”。幹部子弟中不乏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在父輩的影響下，視野也比較開闊。但不可否認，一些幹部子弟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應該有自知之明，如有優越感、容易脫離羣衆、脫離實際、好高騖遠、不接地氣等，在這些方面都應該向平民子弟學習，互補。

　　羅援對造成幹部子弟脫離羣衆的現象進行過系統性研究，他將其分爲幾個階段：一是“文革”初期宣揚“血統論”;二是改革初期利用父輩權力謀私利;三是最近一段時間一些手中有權的幹部子弟腐敗墮落。這引起人民羣衆對部分“紅二代”的反感。羅援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些現象雖然有其歷史成因，而且不是‘紅二代’的整體面貌，但作爲那個時代的過來人，我們還是有許多值得檢討反省的地方。可喜的是，現在一些‘紅二代’已開始集體反思，例如，孔丹、陳小魯等人從不同角度反思幹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現，這就是負責任的一代人對歷史的一個交代。”

　　羅援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不贊成‘紅二代’這個提法，‘紅二代’只是一個時代符號，在留下歷史痕跡的同時，也將成爲歷史的過去。歷史將記錄下他們的坎坷人生，將記錄下他們在戰場上的拼殺，在窮鄉僻壤的耕耘、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在傳承革命精神方面的執着，在爲人民服務實踐中的奉獻……歷史將會去評說他們的功過是非，他們還會去繼續奮鬥，但畢竟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已經進入花甲、古稀之年，他們將逐漸從歷史舞臺淡出。”

　　羅援認爲，“紅二代”起始於人民羣衆，最終又會迴歸到人民羣衆當中去。這是一段風捲的歷史煙雲，更是一段難以塵封的歷史記憶。如果說再有“紅二代”的話，那將是一個“泛紅二代”的概念，即所有創立、建設、擁護紅色政權的愛國人士的後代都是“紅二代”“紅三代”……代代傳續。(郭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