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議會的演講中說道：

　　巴基斯坦認為『誠信比財富更有用』，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兩國傳統文化理念契合相通。

　　(一)人之信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句話出自《論語》：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n?)，小車無軏(yu?)，其何以行之哉?』

　　意思是說：人若無信用，那是萬萬不行的。就像牛車、馬車沒有木銷子，還怎麼行走呢？

　　車無銷，不可行馳於路；人無信，不可行走世間。

　　孔子把個人信用看做為人立世的重要關鍵點，沒有信譽的支橕，就沒有人格的樹立。所以，《論語》裡又說：『民無信不立。』沒有信用，就沒有立足之地；沒有信義，就沒有立世之本。

　　『信』之一字，雖然千金一諾最為沈重，但空口無憑又最為虛泛，察其言行還要等待漫漫時間的印證，所以，『信』在外化體現方面，就產生了一種加固信任的儀式。而這儀式，也並不復雜，——中國的印章，就是一種儀式化的憑信。

　　對於一國來講，國之玉璽，鄭重一落，就印蓋出了國家信譽；

　　對於個人來講，名章為憑，紅印一蓋，就代表著本人信譽。

　　這是以一枚小小的印信，銘刻出了大大的信譽。

　　《論語》裡對於『信』的強調很多，誠如上述所言，它是中國文化裡關系著能否立世的道德標准。比如，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參，便是每天這樣反觀自己：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每日多次反省言行舉止，追問自己：我是否做到忠人之事了？我是否做到誠信對人了？我是否做到踐習知識了？

　　忠人之事，便是誠；信與人交，便是義；學而時習，便是智。

　　所以，曾子的自省方法告訴了我們：忠於內心、信於他人、習於學問，把握住這三個方面的行為修煉，就是中國式的君子養成。

　　(二)國之信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不僅個人層面如此，『信』對於國家層面來說，更是極為重要。《左傳》中就說，『信，國之寶也』，信用是國家的重寶。

　　而這個道理，兩千六百年前的晉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時曾流亡楚國，為感謝楚成王對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說，倘若將來他能回國，如果遭遇晉楚兩國交戰，一定讓晉軍退避九十裡，以謝今日收留之情。這就是『退避三捨』這個成語的由來。後來，戰況果如重耳所言，晉楚兩軍對決，晉軍退避九十裡後纔戰，最終贏得城濮之戰的勝利。而在晉軍後退的時候，軍吏曾表示過強烈反對，認為國君躲避臣下十分恥辱，楚軍又已是疲憊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產，代替重耳發言說，如果沒有楚國的前恩就沒有晉國的今天，不能背棄恩惠而食言。此戰之後，也成就了晉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僅是實力的響亮，更是人格的響亮；成就晉國的，不僅是國力的強大，更是國格的強大。這就是《孔子家語》裡說的：『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國家一言之信，勝過萬馬千軍。

　　一國對外要維護信用，對內也要建立信譽，面對國家民眾纔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論語》中就記載有關於公信力的討論，學生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糧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貢總有進一步的思考，他繼續問，在這三者裡如果必須要去掉一項，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說，『去兵』。子貢還想探尋答案的唯一性，於是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在糧食充足與人民信心裡，能放棄哪一方面？然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沒有令孔子為難，孔子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治國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糧備可以去掉，沒有糧食，不過是死而已，但自古以來誰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立不起來了。

　　所以，國之信，重九鼎。

　　『信』是一種個人品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信』是一種國家責任，一言九鼎，一諾千金。

　　信，更是一種價值理念，人無信不可，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