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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我與建築師晏歡、攝影師牛子、紀錄片制作人鄧康延組成一支7個人的小隊伍,在朋友和親人的資助下,跑到美國國家檔案館,整整乾了兩個月,終於完整地復制了一套尚未與世人見面的當年中緬印抗日戰場照片,數量達23000多幅。
從美國復制抗戰老照片,產生這個念頭已經4年多了。2006年秋天,攝影師牛子為拍攝紀錄片《尋找少校》,在美國工作了一個月。他回來之前打越洋電話,告訴我有精彩的照片與我們分享。當他回國一見面,打開電腦,展現在我眼前的是200多幅拍攝於60多年前的滇西抗日戰場畫面。
我們過去還不知道美軍有這麼一支照相部隊,專門負責拍攝戰場照片與電影紀錄片。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與援華美軍一起派往中、緬、印戰場的是164照相連。就是這些需要別人護衛而大部分時間不拿槍的軍人,為我們留下了這麼清晰的視覺記憶。
透過這些影像,我們看到了許多重大的歷史畫面:在延安廣場上,他們跟隨美軍聯絡組拍攝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檢閱即將出征的八路軍部隊;在滇西戰場上,他們拍攝了史迪威和中方將領研究作戰方案;在密蘇裡戰艦上,他們拍攝了中國代表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上簽字……
透過這些影像,我們窺見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中國士兵仍在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老爺重機槍;初上戰場的火焰噴射器裝備給中國軍人;攻入邊城騰衝的中國軍人在巷戰中使用最先進的火箭筒。許多在歷史調查中僅憑口述難以求證的東西,因著這類檔案影像而迎刃而解。例如關於『草鞋兵』的敘述,許多研究者以為滇西反攻時中國遠征軍全都是『草鞋兵』。但那張為排著隊的士兵配發膠鞋的照片告訴我們,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還有關於傷員的後送,在這批影像中我們看到了在滇西戰場後送傷兵的運輸機。這是中國戰爭史上的先例。
這批影像也讓我們學會了如何記錄戰爭。以往我們所見過的戰場影像,幾乎全部只聚焦於戰斗與作戰人員,一切與戰爭無直接關系的人物都被篩除於鏡頭之外。而這支攝影部隊恰恰重視戰爭邊緣的情景。例如寫家信的士兵,桌上擺放著妻子的照片,旁邊坐著翻看書籍的少年勤務兵。它從另一個側面記錄下了戰爭中的人性,正義戰爭必將勝利的心態其實早已寫在戰士和民眾的臉上。與那些互相比賽殺人的同時代的日軍照片,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些照片的文字記錄同樣值得我們學習,他們所有照片都同時在背面詳細載明了此照片參與者的個人信息:誰拍的,拍的是誰,姓名,職務,在哪裡,在乾什麼,和准確的時間。在60多年後看到這些老照片,我們仿佛感受到歷史親歷者的體溫。
這些照片絕大多數在60年內不能為外人親睹,那些照片上至今還赫然留存著『絕密』字樣。隨著檔案的解密,讓我們有機會面對更多如卡帕一樣傑出的攝影師。這些彌足珍貴的照片告訴今天的我們,什麼叫影像的價值和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當年統率援華美軍的史迪威將軍的外孫伊斯特布魯克上校,以及多位援華軍人的後代都給予了我們慷慨而無私的幫助,他們直接參加了這個工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很難想象能夠如此順利地實現預定目標。
我們目前正在整理這批數量巨大的歷史照片,翻譯當年的文字記錄,這是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史料。這批資料將在9月陸續展出、出版,使我們永遠記住在最艱苦的時候幫助過我們的人。(本文作者為退役軍人,曾在北京軍區某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