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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這一規定特別針對幹部能上不能下這一老大難問題,尤其是怎樣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爲,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幹部調整下來,作出了明確規範。此舉在廣大幹部羣衆中引起廣泛關注。
近年來,各地各部門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在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現將浙江、安徽、貴州黔西南三地的探索集中刊發,以饗讀者。
浙江:兩年調整千餘名幹部
“到處都在推行‘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重點工作,就我們鎮看不到成效,環境還髒亂差!”前不久,浙江金華市某鎮羣衆對上級督查組和相關媒體欄目反映該鎮黨委書記不作爲。金華市紀委、市委組織部迅速介入覈查,認定該鎮黨委書記不稱職,作出免職處理,並對相關的6名鎮黨委班子成員、4名鎮機關幹部和1名村幹部進行問責處理。
2013年起,爲培養一支過得硬的幹部隊伍,浙江在“能上能下”上動真格:幹部隊伍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所謂“下”包括幾種:領導職務改非領導職務,重要崗位調到非重要崗位,降職和免職。
爲此,浙江省委提出17條具體措施,將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列出5類21種情形,考覈和管理重點在管早、管小、管在平時,及時發現、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
“2013、2014兩年,共有1000餘名幹部被調整,其中40%受到降免職懲罰,力度非常大。這個‘下’不包括違法違紀,主要是對不作爲、庸懶散和違規行爲作出的懲罰措施。在浙江,暮氣沉沉、不敢擔責、不負責任的幹部,難以待在重要崗位上。”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介紹。
有奉化市的官員感慨“爲官不易”,奉化建立了一套幹部剛性退出機制,有28條扣分值設定爲最高分10分,比如環境保護、社會管理等方面嚴重失職,行政不作爲、亂作爲、慢作爲造成嚴重影響等,都一次性扣10分。低效無爲“慢跑”也不行,工作推進不力、工作狀態不佳或羣衆認可度較低,兩年內扣分達到10分的幹部,由組織部門列入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建議名單,作出輪崗、改任、待崗、降職、免職等組織處理。
跟奉化一樣,浙江各地都出臺實績考覈依據,定好“標尺”,讓幹部明白“下”的標準。
金華市制定關於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實施細則,明確年度考覈、專項考覈、問責、羣衆滿意度、違法違紀、人崗相適度等6方面28種情形,幹部該不該下,界線分明;長興縣構建起一套幹部能上能下的標準化運行體系,實績考覈佔百分制評價分中的50%;同類排名得分連續兩年靠後5%的,必須實行降免職處理;幹部第一年得分排名列同類同組後5%或連續2年排名列前15%的,進行調整。
在浙江,必須表現優異,幹部才能上。2013年開始,浙江堅持每隔3個月選一個晚上,所有縣委書記跟省領導一起視頻對話,每個縣委書記發言時間控制在6分鐘內,要求是摒棄空話套話,必須“講乾貨”。對特別優秀的縣委書記,浙江規定按程序報批後,可以提任地級市黨政正職、省直單位“一把手”或黨組副書記。
“下”來的幹部怎麼辦?浙江沒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實行動態跟蹤管理,把調整看成新的起點,鼓勵幹部重新起步、有所作爲。“如果表現優秀且符合有關規定,這些幹部也有‘上’的機會,避免‘一下定終身’的負面效應。”省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介紹。
安徽:“太平官”沒了市場
“6月2日,合肥大雨,上午走訪全區7個防汛點,隨後趕到老舊小區整治現場並在工地吃飯,下午協調區裏大建設項目推進……”這是安徽合肥市瑤海區住建局局長王闖一天的“做事檔案”,從2010年開始,瑤海區就把對“做事檔案”的考覈作爲科級以上幹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據,如今已經擴大到全區1000多名幹部。
“做事檔案”接受羣衆監督,成爲反映幹部努力程度、工作成效和實際變化的“工分簿”,幹得好提拔,幹不好誡勉談話直至“摘帽子”,瑤海區從嚴從實考準幹部,正是安徽力破“官本位”,治庸、治懶、治散,完善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用人機制的一個縮影。
2013年底,安徽出臺《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暫行辦法》,直指庸懶散“混日子”、作風差的領導幹部,過去“不出事”就能當“太平官”的想法徹底沒了市場。
《暫行辦法》出臺後,瑤海區就召開了全區幹部大會,通過現場測評,結合日常考覈,對5名日常工作雖沒有“硬傷”、但平庸無爲、不在狀態的幹部,由組織部主動約談,督促整改;對2名平時庸懶、實績較差的幹部,及時給予效能告誡或組織調整。接着,區裏又對因作風不實、造成不良影響的2名幹部給予行政處分。
“這次是真改革,真對自己動刀子!”瑤海區委組織部幹部劉劍說。
記者找到了這份讓不少“混日子”的官員談之色變的“緊箍咒”,其中提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力、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領導能力弱、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突出、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重,就該考慮“收拾鋪蓋走人了”。
同時,有些幹部也被認爲該“挪挪位子”。例如在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換屆考察中,現班子成員會議投票推薦得票未達到半數、民主測評優秀和稱職得票率未達到2/3或不稱職得票率超過1/3的;在幹部考察中,幹部羣衆反映問題突出且有具體線索的;職責範圍內的工作在本區域或行業評比中連續兩年處於落後地位的,等等。
“過去有些人總以爲熬時間就能等提拔,現在好了,只有埋下頭真正幹事創業才能獲重用,真是大快人心。”王闖說。
有人擔心,不適合擔任現任職務的標準有些不具體,不同的崗位面對的情況不同,會不會出現“誤傷”?
安徽省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不必擔心“拍腦袋”決策造成的“誤傷”,安徽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的幹部需要經過專項考覈、分析研判、研究決定等3個主要程序。
記者瞭解到,專項考覈由組織人事部門負責實施,可結合幹部考察、年度考覈、目標考覈或專項調查等方式一併進行,重點對擬調整對象存在問題進行深入調查,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並當面聽取本人意見和申辯。
截至目前,安徽已先後對63名省管幹部予以調整職務、誡勉或批評教育。其中,免職18人、降職4人、改任非領導職務13人、轉任其他職務6人、誡勉2人、批評教育14人、談話提醒6人。
黔西南:幹部不勝任,召回!
37歲的王琴(化名)這半年養成一個習慣:每讀到一條與自己工作相關的新政策就記錄在隨身攜帶的小本上,不時翻看,在旁邊做些備註。習慣的養成源於今年1月被縣裏“召回”的一次經歷。
2014年11月,貴州省教育廳專項檢查組發現冊亨縣教育局學生資助系統管理混亂、監管不力,導致學校未按月發放資助金。2015年1月,冊亨縣教育局對學生資助管理中心負責人王琴作出警告處分的決定,並將她列爲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對象。
“這次召回對我是一種警醒,是事情還沒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一種有效的處理方式。”王琴說,“被召回”後工作狀態發生了“質變”。“注重學習”“認真負責”“吃透政策”,是目前單位同事對王琴的普遍評價。
長期以來,幹部任用面臨能“上”不能“下”的局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創新推出“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制度”,推動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截至今年4月,全州7.5萬多名幹部已有1668名不勝任幹部被召回,其中召回幹部中改非(由領導崗位調整爲非領導崗位)或免職165人,待崗67人,辭退或解聘27人,餘下培訓完回原崗位工作。
州黨委書記張政說:“召回制度就是要讓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在現有幹部管理體制內放入一條鮎魚,激活一池春水。”
目標明確,但如何召回?在州黨委組織部副部長樑喜明看來,設立幹部召回標準是前提。率先實施該制度的興仁縣梳理出“工作被省、州、縣‘一票否決’”等10餘種情形。在興仁縣有效探索的基礎上,黔西南梳理出“工作不在狀態”等30種“召回”情形,並出臺配套措施和細則,明確執行標準和基本方法。
召回以後怎麼辦?樑喜明介紹,依照幹部管理權限,通過不同渠道提出對被召回幹部的安排建議,並根據情節輕重,採取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方式進行管理。
爲確保“召回”效果,黔西南緊扣“四子”要素,多管齊下:“面子”上,凡進入學習班的,在機關單位、報刊電視等公開曝光;“票子”上,視情節輕重扣發部分或全年績效獎金;“帽子”方面,對發現和查實的作風問題“零容忍”,一律納入“召回”管理;“板子”方面,對跟蹤考察仍不合格者,採取轉崗、免職、降職、降級、待崗、辭退、解聘等方式進行處理。
“通過各種方式的培訓進行‘回爐’修煉,加強教育、改造,‘合格’後再投放‘市場’。”州黨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建勳表示,召回並非“一棍子打死”,州黨委建立“召回幹部”跟蹤管理制度,對業績突出、羣衆認可的幹部,根據工作需要和個人特點,按照《幹部任用條例》等規定調整到合適崗位,甚至提拔使用。
“召回讓‘爲官不爲’者無處藏身、無法安生,打破了幹部‘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的慣例” ,州黨委常委、組織部長穆嶸坤錶示,唯有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一切從實,召回的幹部纔會越來越少,擔當有爲的幹部纔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