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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如今,手機成了生活必需品,可時光倒退70多年,那時候普通人家根本用不上電話,需要電話的都是重要人物和重要機構,於是電信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讓電話局這個重要的機構不落入敵人之手,天津的電話局職工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了一場艱苦卓絕又慷慨悲壯的『抗交』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天津兒女用自己的勇氣、智慧,甚至是熱血和生命,展示了不屈不撓的英勇氣概。新報與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共同推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報道』,本期專門請黨史專家王凱捷講述這個驚心動魄的真實故事。
地下黨組織提早埋下愛國火種
這一次,跟隨著市委黨史研究室副局級巡視員、黨史專家王凱捷,來到了和平區煙臺道與四川路交口,要知道在78年前,這裡還被稱為博羅斯道和內比爾道,屬於英租界。
現在,人們仍能從這裡的建築感受到一些遺存的英倫氣息。如今坐落在煙臺道35號的是一家電信運營商,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天津電話三局(也稱南局)就在這裡。天津電話局在抗日戰爭前直屬國民政府交通部管轄,早期總局設在閘口街,後因戰亂不斷纔搬到英租界內比爾道(今四川路),這裡也是電話三局所在地。閘口街為二、五局,六局在河北區,四局在意租界,八局在河東區。其中,二、三、四局為自動機,其餘的都是人工機。
早在天津淪陷前,天津電話局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在工人中開展抗日救亡斗爭和發展黨員的重要陣地之一。1936年春,中共天津地下黨特科人員朱子飾(現名朱其文)到電話局工作,擔任電話局職工教育班主任。他充分利用職工教育陣地開展活動,借招考話務員之機,吸收了一些地下黨員來電話局工作,不久建立了電話局黨支部。通過黨組織的工作,不僅團結了一批職工中的積極分子,而且爭取了一些同情抗日活動的上層愛國人士,如電話局局長張子奇(國民黨員)、總工程師朱彭壽等,為日後的『抗交』斗爭奠定了基礎。
絕不把電話局交給日本侵略者
日軍佔領天津後,租界以外天津電話局閘口街二、五局,河北六局,河東八局及法租界的電報局先後被日軍接管。隨後,日偽政權將電話、電報兩局合並,成立了『華北電報電話公司』,總局設在芙蓉街、宮島街口(今和平區河北路十九中對面聯通營業廳),因電話三、四兩局在英、意租界內,日軍不能以武力接管,成為日偽控制天津電訊事業的一大障礙。
當時的形勢是,日軍急於接管電話局,電話局局長張子奇在地下黨員朱其文等人的影響下,抗日態度比較堅決;英租界當局為保護自己的利益,既不敢公開抗拒日軍,亦不願讓日軍控制租界電話。因此,在地下黨領導下,『抗交』斗爭很快就發動起來了。
在發動和組織『抗交』斗爭中,以地下黨員為核心的電話工人救國會,在廣大職工中就『抗交』問題進行了串聯。而當全局職工一致表示『絕不把電話局交給日本侵略者』時,又得到電話局局長張子奇的堅決支持。『抗交』斗爭開始後,地下黨員朱其文先後六次在職工大會上講話,鼓舞了職工的斗志。其間,日偽當局曾施加各種壓力,但廣大職工態度堅決,決不屈服。日偽當局無奈之下只好暫時放棄這一企圖,『抗交』斗爭取得了初步勝利。
任你千條詭計『抗交』絕不停止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失敗,在同英租界當局及電話總局幾次交涉無果後,又先後派出多人到電話局游說,均遭到朱其文等的嚴詞駁斥。1938年1月,剛剛上任的偽市長潘毓桂來到電話局,並要召集全局職工訓話,妄圖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壓服職工,造成接管的既成事實。結果遭到職工們的強烈反對和憤怒譴責,潘毓桂只好罷休。
一計不成又施二計,1938年2月,日軍下令割斷第一區與英租界間的電話線,並運走了全部電信器材,使三局電話與外界隔絕。3月13日,電話局部分職工為老職工郝玉亮送葬時,被日本憲兵逮捕了8人。15日、16日,在日、法租界的路口,日軍截捕了多名電話局員工,導致電話局的技術力量遭到破壞。此後,日本特務又指使漢奸潛入租界,打開馬路電杆上的電纜分線箱,注入鏹水,一度造成電話線路混亂,無法正常通話。日軍的陰謀破壞,造成電話局職工的恐慌,工人內部也有人出現了動搖,一些線路工人離開了電話局。
但是,面對日偽當局的威脅恐嚇,大多數電話局職工沒有屈服,電話局召開全局職工大會,揭露敵人的陰謀,決心斗爭到底。會後,在張子奇的支持下,朱其文安排租界外職工攜眷屬遷入租界,動員老工人推薦親屬、子女來局工作,及時組織技術力量搶修被破壞的設施,對與被日本侵略軍佔領地區毗鄰的『危險區』施工人員采取保護措施,團結爭取同情『抗交』斗爭的外籍工人等。當時,英方為防止敵人的破壞行為,也派出許多巡捕在分線箱下晝夜巡邏。職工們還在外籍工人的幫助下,把被日偽當局禁運的電話局所需機件、材料,通過海河偷運等秘密方式,使電話局業務得以繼續運轉。
用生命與熱血
捍衛民族尊嚴
在『抗交』斗爭中,每一個參與者都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其中愛國知識分子、總工程師朱彭壽的名字值得被永遠銘記。在這場斗爭中,他和電話局職工一起,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並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面對敵人在技術上采取的各種破壞手段,朱彭壽一方面在局內成立了短期技術訓練班,對新參加工作的職工家屬親自進行培訓,結業後立即上崗,從而解決技術力量奇缺的問題,另一方面加班加點親自帶領工人修復被日軍破壞的通信技術設施,盡快恢復租界區電話業務,使敵人破壞的目的難以得逞。
由於朱彭壽掌握全局的技術力量,日偽當局曾多次對其威逼利誘,許以高官厚祿,要他交出電話局機線圖,都被他嚴厲拒絕。1939年9月,日本憲兵隊特務化裝潛入英租界,在牆子河橋頭(今南京路與成都道交口)將朱彭壽綁架。面對嚴刑拷打朱彭壽毫不動搖,最後慘死在獄中。對於日偽當局如此殘暴的行為,電話局職工沒有絲毫懼怕,繼續堅持斗爭成為他們悼念同事的最好方式。
對已經離職的電話局局長張子奇,日偽當局也多方搜捕。在地下黨的掩護下,張子奇成功脫險。由於地下黨員朱其文在『抗交』斗爭中公開露面,早已被日偽當局注意,亦准備對其下毒手,由於他時刻警覺,躲過了敵人的搜捕。
3年斗爭
留下了光輝一頁
1940年9月,英、法、意當局迫於壓力,將電話管理權移交日偽當局。
電話局職工的『抗交』斗爭歷時3年多,表現了廣大工人和愛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和對敵斗爭的勇氣。當年,黨的《新華日報》曾連續報道了『抗交』斗爭的情況,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在國內外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有些地方的郵電部門和職工紛紛發出通電,表示堅決支持天津電話局職工的這場正義斗爭。『抗交』斗爭雖然因為租界當局的屈服而被迫結束,但已造成深遠影響,並直接破壞了日偽當局妄圖盡快控制天津電信事業的計劃,在天津人民抗日斗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