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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兵等5位法學家發表公開信，請求司法部門立即爲陝西涉殺11人的被告人邱興華進行司法精神病鑑定(12月12日《新快報》)。
筆者認爲，二審法院如果對邱興華不作精神病鑑定，不僅不能服衆，而且在程序上也明顯不當。因爲在筆者看來，邱興華特大殺人案民憤極大，而在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語境中，平息民憤往往是司法機關面臨的首要任務和現實難題，也就是說，在邱興華案的審理中，民憤很可能遮蔽法律權威和司法理性，遮蔽程序正義。
對於邱興華案來說，行爲的客觀性已經無可置疑，後果是確定的，證據是確鑿的。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行爲人邱興華的刑事責任問題。對於一般正常人來講，精神是否正常，作出行爲時是否具有控辨能力，無須多慮。然而，對於其家族曾有多個精神病人的邱興華來說，有沒有精神病，是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則是一個非常大的懸疑。如果不能排除這個懸疑，在程序上是不當的，法院判決缺乏正當性基礎，判決結果必然受到質疑。
而從二審開庭的情況看，司法機關很可能不願意接受邱興華有精神病的可能性，也不願意給邱興華提供鑑定的機會，因爲鑑定結論萬一認定邱興華有精神病，法院將無法平息民憤，無法承受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
法院很可能以心理學測試代替精神病鑑定。從報道情況看，司法機關實際上對邱興華已經進行過相關的測試。在一審開庭前夕，犯罪心理學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玫瑾爲邱興華通過兩套測試題認定邱興華屬“變態人格”而不是“精神病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12月8日《華商報》)。這個結論既可以當做駁回司法精神病鑑定的擋箭牌，也可以作爲維持一審判決處死邱興華的通行證。
其實，由犯罪心理學專家對邱興華進行人格測試，得出“不是精神病人”的結論，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法律程序上都是站不住腳的。筆者雖然不是司法精神病方面的專家，但從一般邏輯上看，人格測試只能確定嫌犯的“人格類型”，而人格缺陷與是否精神病絕對不是一個概念。而且不是直接委託精神病專家對嫌犯進行精神病學鑑定，而是用人格測試方式排除精神病，這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何況，心理學專家作出的“不是精神病人”的結論，從主體資格上也是瑕疵的。另外，還有程序上的問題，人格測試既非由專門機構進行，也非經過法定程序委託進行。
在筆者看來，法律權威和司法理性不是靠平息民憤而贏得的，而是靠嚴格依法辦事和公平公正司法來實現的。我國刑法的全部原則和內容貫穿了一條主線，即勿枉勿縱、罪刑法定和罪刑相當。其中一個原則就是精神病人可以不負刑事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這一刑法原則不僅適用於一般刑事被告人，也當然應當適用於像邱興華這樣的“殺人惡魔”。如果以民憤極大爲理由，而拒絕對其進行司法精神病鑑定的話，不僅沒有排除“出罪”的一切可能，程序上缺乏正當性，而且也是對法律權威的損害和對司法理性的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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