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12月再版。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進程，實質上是從否定『文革』開始的。因之，對『文革史』的研究在內在邏輯上就成為對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一部研究文革史的專家治史力作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進程實質上是從否定文革開始的，而對文革史研究，從粉碎『四人幫』後就開始了。『文革史』是近年黨史學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但如果較真兒點說，具有學術功力的佳作卻不是很多。《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再版)一書，可以說是國內文革史研究尤其是文革冤案研究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對文革冤假錯案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研究文革的冤假錯案，其思想意義和學術含量並不只是像為某位同志平反昭雪那麼簡單，也不是為了糾纏歷史舊賬，而是為了更好地汲取歷史教訓。無論是顛倒黑白的冤案，無中生有的假案，還是捕風捉影的錯案，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最極端的形態。這些冤假錯案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十分豐富，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冤案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也包括了案發時的政治環境、執行者的政治素質、程序性制度和非程序性制度的交互作用、運動中的群眾心理和群眾行為等等方面。所以，一個典型的案件，往往可以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政治運作的基本特征。毫無疑問，研究一個典型的文革冤案，不僅可以獲取當時所以形成眾多冤案的歷史信息，可以從一個具體的視角認識文革時期的政治與社會狀況。

　　趙健民冤案，是文革期間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使身為雲南省委書記的趙健民被非法關押達8年之久。《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一書是專家治史之作。史家著述與小說家不同，必須要憑借史料說話，其特點是以史為重，特別強調史料的全面、史實的准確。這本書的作者恪守史家本分，對『趙健民冤案』，本書不是就案說案，做翻案文章，而是放在雲南文革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可以說是一部雲南文革簡史，一個從多重角度解讀文革的典型個案。

　　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歷史問題。即清查『叛徒』、『特務』、『內奸』、『歷史反革命』等各類埋藏的『階級敵人』的問題。典型案件如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內蒙古的『新內人黨案』等。二是政見分歧。即『反對毛主席』，企圖『篡黨奪權』的問題。如所謂『彭羅陸楊案』、『劉少奇案』等；三是文革衝突。即對文革運動的政治態度問題，與『無產階級司令部』意見不合的問題。典型案件如『打倒陶鑄案』、『楊、餘、傅事件』等。

　　從道理上講，這三類案件的問題起因和政治性質是不同的。第一類問題雖是翻歷史舊賬，但性質最嚴重，屬於敵我矛盾的范圍；第二類問題雖然上綱上線很高，但終究還是黨內路線斗爭的性質；第三類問題是由文革運動本身造成的矛盾衝突，雖然聲勢浩大，行為激烈，但問題性質還是屬於『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認識范圍。所以，真正能在政治上致人於一敗涂地的還是搞歷史問題。所以，把現實問題搞到歷史上去，從現實的政治需要來做歷史文章是歷史上黨內解決分歧的常用之法。可以說，所有文革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無一不是歷史上有『污點』，政治上『反動』，文革中有『罪行』。『趙健民冤案』就是這樣制造出來的一個案例。給趙建民羅織的『六條罪名』，全然是編造出來的。

　　由於劉少奇的所謂問題是作為『修正主義的路線』提出的，在各地各單位都有『代理人』，所以，趙健民個人的文革遭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級領導乾部的共同遭遇。書中所述的『趙健民冤案』，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劉少奇和各地『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代理人』的雲南版。歷史上，趙健民在革命戰爭時期被捕期間與敵人英勇斗爭的情況，中組部和中監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審查結論。文革初期，紅衛兵調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也能提供證明。再者說，康生曾擔任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對趙健民的歷史情況是清楚的。但他之所以不顧事實，一口咬定趙健民是『叛徒』，完全是出於文革運動的政治需要。所以，趙健民被關押起來後，對其長期置之不理，不予提審，不讓申述。或許這也說明，本人的事情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就是要他當文革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