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提供了一個反映、觀察各省市領導乾部文革境遇的視角。如果說，劉少奇的文革境遇，代表了全國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共性特點的話。那麼，地方領導乾部的『走資派』境遇，則反映了文革運動在各地發展的個性特征。文革之初，各省市的主要領導乾部，大都不是文革既定的打倒對象，文革之初的目的，或許只是要他們解決政治上跟誰走的問題。然而，隨著文革的發展，這些地方大員多處在風口浪尖上。對上，他們既要緊跟中央的文革部署，又要出面處理地方的混亂局勢，應付這場他們『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對下，他們既要檢討過去的錯誤，成為群眾造反運動直接衝擊的對象，又要表態對運動的支持。這樣，他們猶如是風箱之中的老鼠，在兩頭擠壓的夾板中，左右為難。在他們身上，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乾部階層在群眾運動中受到的衝擊的情況。所以，就政治運動史的研究角度而言，這些省市領導乾部的文革境遇或許是最有信息量的。

　　在文革運動的衝擊下，很多地方的主要領導乾部，無論路線親疏，無論觀點左右，都被認定為『劉少奇修正主義的代理人』。1967年8月，經毛澤東和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的省部級領導乾部的『走資派』，有55名。其中，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乾部有37人。在造反奪權運動中，這些省市一級的『走資派』，處境最為難堪。雲南的趙健民冤案，只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例，代表了這批乾部的文革境遇。書中講述了雲南『炮派』和『八派』派性武斗的情況。被康生一伙污蔑是『叛徒』、『炮派黑後臺』的趙健民，自然也是『罪不可赦』，飽受牢獄摧殘。由此可見，人為虛構的階級斗爭一旦被普遍接受，就會形成一種實實在在的社會破壞力量。

　　解決黨內分歧，不能用亂斗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方式。這是文革的劫難給全黨的重大歷史教訓。實際上，在文革進行中，許多乾部已經意識到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從書中可見：1967年3月1日，趙健民曾向他的老首長康生面陳對『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提議中央召開類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或召開『九大』，以發揚民主的方式，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還要求以黨代會的小民主，取代群眾運動的『大民主』。趙健民這種做法本是按照黨章規定，在黨內程序中解決問題的正確做法。趙健民沒有想到，當時黨內高層的一批老同志，剛剛因反對文革，被批判為『二月逆流』。趙健民的意見正與他們暗合。康生當時沒有明確表態，但事後密告給毛澤東，說趙健民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一年後，康生竟說趙健民提議開黨代會，是要讓劉少奇、彭、羅、陸、楊用合法手段，奪得中央領導機關的權。這導致了趙健民的八年牢獄之災。文革使廣大乾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許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但正是這場廣大乾部普遍遭到迫害的大劫難，讓全黨懂得了黨內民主的真正價值的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