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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采訪陳錫添,在我真的需要勇氣。
當我剛懵懂撞進新聞圈的時候,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的陳錫添,已經以11000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聞名全國,而在這篇文章背後他所表現出來的一個記者的政治敏感、敬業精神和文字纔華更讓我們這些年輕記者欽佩不已。於是,從那時起陳錫添的名字不僅與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段歷史進程緊密相連,也同時記入了許多新聞從業人員職業生涯的典范名錄,成了我們崇拜的偶像和學習的榜樣。關注他就如同關注著中國新聞改革發展的進程,因為在此之後,他確又有許多行為在中國新聞史上都是首開先河。
首先是1993年年底,在中央的特批下,陳錫添所在的《深圳特區報》開始與香港的星島集團合作,籌辦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報紙《深星時報》。陳錫添被委任為總編輯,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新聞從業者紛至深圳,投奔到他的旗下。據說當時他選人的標准極其苛刻,不僅要看纔華,還要看形象。就這樣也集納了全國各省市的報業精英,辦出了試刊號。而這張不上市銷售、只給少數人看的試刊號居然獲得了幾十萬元的廣告收入,足見其影響力之大、號召力之強。與此同時,他還一直兼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總編輯之職。1999年,星島集團因原老板破產而易主,《深星時報》因而停刊。這年9月,經中央批准,《深圳特區報》又加盟《香港商報》,陳錫添又被任命為總編輯。2000年,他還獲得了中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韜奮新聞獎』。
他這一路實乾、創新與嘗試的經歷,該有怎樣的付出與感慨?我很想知道。於是,當聽說陳錫添正帶領著《香港商報》一行人在天津采訪時,我便有一種要采訪他的衝動。經與有關部門領導聯系,終於在他即將離津前最後幾個小時得到了采訪機會。但是面對這麼一位業界同行、資深前輩、報業老總、優秀新聞人,我如同班門弄斧,該問點什麼?我有些忐忑。
直到我在海信大廈52層的觀光平臺上,真的見到陳錫添總編輯時,他的平易、他的健談、他的博學和他的親切、自然、風趣把我所有的緊張都趕跑了。我的采訪,也許更應該說是我們的交談便從這裡開始了。
只見他站在觀光平臺上,向海河的對岸眺望,這一幕忽然讓我想起,16年前他隨鄧小平在深圳采訪時似乎也有從深圳最高處俯矙全市市貌的情景,便問:『您還記得當時小平同志站在深圳最高處國貿大廈眺望時說的話嗎?』
陳總編望向遠處,不加思索地說: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他老人家說,要實乾,你們看這些高樓大廈,都是實乾乾出來的。會太多、文章太長,不行。這片高樓也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
看得出,那時的每一個場景、每一段話語都已經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中,那整整5天的隨身采訪,更是讓他終生難忘。
他記得,那是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點,他接到電話通知後趕到市委,被告知小平同志將在第二天到達深圳,由他負責隨行采訪,並特別關照:此事絕密,不得外傳。小平到深圳一兩天後,上頭通知『不報道』。但陳錫添沒有放棄采訪。為了更准確、更清楚地聽到小平同志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作為深圳市派出的唯一的文字記者,他都想盡辦法『搶佔』最有利地形,緊緊跟隨小平同志左右,有時甚至成了小平同志的『貼身保鏢』,還不時地在自己隨身帶的小紙片上把他老人家的話一一記錄下來,在每一次活動的間隙,他還要找市裡陪同的領導核實、了解實情。晚上再把白天的記錄整理出來,幾乎天天都要忙到凌晨二三點鍾。
事後有許多記者問他,既然已經接到『三不』指示,即小平同志視察深圳時『不題詞,不接見,不報道』,為什麼還會那麼認真地采訪記錄?陳錫添說,機遇只垂青於有准備的頭腦。多年的職業生涯和政治直覺告訴我,光是『鄧小平到深圳』這幾個字,就已是全中國和全世界的重大新聞了,再加上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錯綜復雜,姓『社』姓『資』問題的嚴重困擾,改革開放的腳步慢了,改革開放的前景迷茫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小平同志來深圳視察,意義當然非同一般。特別是我聽了小平同志的談話,更感覺他根本不是來度假,根本不是隨便在聊天,而是有感而發,不吐不快,每句話的針對性、指導性都非常強。我想如果這個采訪稿子不發出去,我會一輩子遺憾的。
一個記者的政治敏感和對國際國內形勢准確的分析以及對廣博的輿論信息了解,讓陳錫添抓住了最佳的報道時機。1992年3月26日,當《東方風來滿眼春》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位置刊出後,如巨石掀起萬層浪,國內國外媒體爭相轉載報道,一個加快改革開放的生氣勃勃的輿論環境也迅速在中國形成,一個新的改革開放的高潮更迅速在中國興起。直到今天,當人們再想起『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的時候,同樣也會聯想起記錄下這個偉大『詩篇』的人——陳錫添。
陳錫添簡介:
廣東新會人,1941年2月出生於上海。原深圳特區報業集團總編輯,現任《香港商報》總編輯,高級記者,中國作協會員,中國人民大學和武漢大學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6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從事新聞工作中發表通訊、評論、報告文學、人物傳記、散文、雜文等各類作品100多萬字。著有報告文學集《風采集》,主編《改革者的風采》。1992年采寫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參與寫作《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八評』,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東方風來滿眼春》先後獲得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全國改革好新聞一等獎、廣東新聞獎特別獎、深圳新聞獎特別獎。曾獲廣東新聞界首屆『金槍獎』,2000年榮獲中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韜奮新聞獎』。
記者:的確,正像您說的『機遇只垂青於有准備的頭腦』,在此之前您做了多長時間的記者?
陳錫添:我是196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之後,先到了《湖北日報》工作,寫評論、社論和本報編輯部文章。1970年為了解決我們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我調到了鄂西北的東風汽車公司(原二汽)設備修造廠,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後又在《東風汽車報》(原名《二汽建設報》)工作,擔任記者組組長。1978年,我回到老家廣東,在廣州外語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教,主講黨史課程。雖說離開了新聞行業,但我在教學之餘,仍沒有停止寫作,在各種報刊上繼續發文章。改變我命運、讓我重回新聞行業,其實是一次很偶然的機會。那是1983年,我去了一趟深圳,一下子就被那裡火熱的建設場面感染了,就有一種衝動,一定要投身到特區的建設中去,重回到自己熱愛的記者行列中去。我就去到《深圳特區報》毛遂自薦。結果很快調令就到了廣州外語學院,但學院不願放人,我就滿懷激情地給院長寫了一封長信,傾訴這些年來自己對新聞工作的熱愛和執著,院長被我感動了,就答應了我的請求。
記者:那應該是1983年年底,您又當記者了,那時您已經不年輕了吧。
陳錫添:我已經42歲了,但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已經進入了中年,在工業部我就是一名普通記者,我上面有組長,還有副主任、主任,副總編、總編。我每天白天騎著自行車在企事業單位、村鎮碼頭甚至大街小巷到處跑,完成我正常的采訪任務,晚上我還去采訪人物、寫報告文學。因為回到我熱愛的新聞崗位,我如魚得水,工作十分努力,加上有些工作經驗,發稿量就多些,稿件的影響力也強,個把星期還能交出一篇上萬字的報告文學。這樣工作半年多,我就當了工業部副主任,再過兩年左右,又成了主管工業、農業、財貿等報道的經濟部主任,1988年當了《深圳特區報》的副總編,日班、夜班、總編室我都管。
記者:所以『鄧小平南巡』這麼重要的采訪任務纔交給了您。
陳錫添:當時,我常寫些評論、報告文學、通訊等,在當地也是小有名氣。所以,當時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江澤民、李鵬等視察深圳,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訪。
記者:聽說文章發表後,您一直在為自己刪掉的幾句話遺憾不已?
陳錫添:是,好多新聞媒體采訪我,我都會對他們說,這篇文章我有一個最遺憾的地方,就是沒有把鄧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談話寫上去。小平同志有一段話: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這四句基本上是原話,我記得非常清楚。雖然這四句話聽起來很散,其實連貫性很強。『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說明你的政治運動就是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說明搞政治運動的領導的頭腦不清醒。『不要影響工作』,說明你搞政治運動、是形式主義、是領導頭腦不清醒,就是在影響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運動。但這幾句話臨上版之前,我把它刪掉了,我怕它太敏感,當時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看,這些話也很重要,因為過去搞政治運動傷害了很多人,影響了經濟建設的速度。
記者:提起那時的采訪,您還是會有很多感觸吧?
陳錫添:感觸最深的是小平同志當時的思路非常敏捷、清晰,雖然他的話以閑聊天的形式說出來,但每一句話都是結合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不僅內容廣泛、指導性強,實際上也構成了小平理論的一個框架。首先是小平堅決提出了經濟特區姓『社』不姓『資』,這就為深圳的嘗試和改革開放事業定了性,讓大家安下心來搞建設。還有就是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些話大大鼓舞了人們敢想、敢闖、敢冒、敢試的精神,改革開放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比如他還說,發展是硬道理。要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不要爭論,不爭論是我的發明,判斷的標准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些話都是我們這些年工作、建設的宗旨,對全國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記者:您的做法讓我想起您曾經說過,新聞人應該『不唯上,只唯實』,這句話我們應該怎麼理解?
陳錫添: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不唯上,只唯實』這句話是我在《新聞愛好者》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是從談怎樣報道突發事件入題的。一個突發事件該不該發新聞、如何發、怎麼寫,這類問題我們經常碰到。由於這些突發事件一般都比較敏感,把握不好度,往往會造成不該有的負面影響,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領導上對這些事件的報道一般都掌握得很嚴、很謹慎。可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上頭的指示完全照辦,領導審閱過的稿照發,領導說的話照寫,這樣做我們媒體就不再是『主動的工具』而是『被動的工具』了,有時也容易出問題。正反兩面的經驗和教訓我在過去都遇到過,但我認為首先是真實,要在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與上級某個領導人有不同的看法要及時討論、溝通,在遵守新聞的紀律基礎上取得共識,同時還可以有越級請示的權利,讓新聞成為一個主動的輿論傳播和輿論監督的工具。所以說,不唯上,並不是不聽領導的指示,不是不遵守紀律,而是要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如果我們不尊重事實,報紙的威信從哪兒來?中國現在的新聞越來越開放,對突發性事件的報道效果也越來越好,比如汶川地震期間我們的報道,就得到了國際國內民眾的普遍好評,這就是一種進步。
記者:您很重視報紙的信譽,常常在強調報紙要反映民生民意。
陳錫添:對,現在國家也要求要多多反映人民的呼聲。我們國家的老新聞工作者鄒韜奮,他在辦生活雜志的時候,老百姓買不到紐扣都可以問他的雜志。我們現在的媒體記者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心聲,報紙要關注民生。有時候我到一些地方媒體,他們要我題字,我都寫過『唯真唯實』,『貼近民意』這些話。我認為這樣纔能提高報紙的公信力。
記者:與您交談,我感覺您既了解國內外大的政治經濟形勢又對身邊的各種信息報道涉及廣泛,而且知識面、興趣范圍都很廣,心態很年輕。
陳錫添: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老,作為記者知識涉獵面要廣,既要有經驗的積累也要有發展的眼光,還要強調是政治家辦報,要能從政治的高度審視新聞事件的重要性,能夠做到幫忙不添亂,這都需要不斷地多學習。我就常跟我們年輕記者講,你們天天早出晚歸,千萬要注意不要搞得入不敷出、庫存空虛,每天只寫那些老一套的東西。在工作過程中要學習、加油、提昇觀念、厚積薄發,在實踐中學習了解政治形勢,補充各方面的知識。我在報界從事了30多年的新聞工作,積累了些經驗,對新聞的十八般武藝,消息、通訊、評論、雜文、報告文學等各種新聞體裁我都能寫一點,編務上的各種長槍短炮,雖然不算是精通,但是我都會一些,這些都是學出來、乾出來的。
記者:您現在是《香港商報》總編輯,您給自己的報紙怎樣定位?
陳錫添:《香港商報》是『立足香港,溝通粵港和海外』,著力加強經濟評論和經濟專題報道,在商言商,也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商』、『港』、『通』、『幫』。同時,『為商界代言,為商家服務』,在突出『商味』,注重『港味』的同時為港粵合作鼓與呼,為兩地經濟合作與交流穿針引線,鋪路搭橋。現在《香港商報》在全國各地設了很多記者站。
記者:這次您到濱海新區來采訪,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陳錫添:感覺天津這幾年的變化真是太大了,完全是大都會的氣派。特別是到濱海新區參觀,更感覺這裡已經成了北方經濟發展的一個亮點,是一個高起點的改革開放綜合配套實驗區,發展建設速度令人振奮,發展前景一片輝煌啊。說起來我與天津還有特殊感情呢。我是廣東新會人,是梁啟超的老鄉,所以我來天津就去了飲冰室,參觀了梁啟超的故居,然後又去看了廣東會館,不簡單,百多年前我們廣東人就在天津建了這麼一個文化場館,這說明我們兩地人的淵源很深呢。還有你們的高麗書記,他是深圳市委書記時,我是特區報的總編,他是我的老領導,對我的工作很支持、很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