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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闆技驚洋行
五大道小洋樓的住戶一般都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入住的,而翠竹裏2號的高少洲一家則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才搬去大理道,是這裏較晚的住戶。高少洲在1950年就去世了,但作爲舊時天津外商洋行中唯一的中國老闆,他獨特的經營管理方式和特立獨行的性格卻依然讓他從前的朋友記憶深刻。
張瀾生是高少洲的舊友,因他本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從事金融業,張瀾生與高少洲兩家的長輩又是世交,所以他對高少洲非常熟悉。據張瀾生講,高少洲小的時候沒有父母,是他的舅舅王蘭生把他養大的,供他上學。直至後來娶妻生子時,高少洲還是和舅舅生活在一起。王蘭生後來做了直隸省銀行的經理,經濟殷實。高少洲從新學書院畢業後,在天津的洋行做小職員。而洋行,便成爲他此後人生中最輝煌與得意的部分。
中國小職員接管德國洋行
上世紀初,天津洋行林立,但規模較大,實力雄厚的都是外資洋行。那時,英、美、德、意、法等國在天津劃分租界後,紛紛開設洋行,進行進出口貿易。此時的高少洲還只是其中一家洋行的小職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資興隆洋行的德方經理要回國,打算將洋行的資產委託給在天津的人代管,高少洲於是便瞄準了這個機會,也從此開始了他的洋行事業。
據張瀾生回憶,高少洲此前因業務上的關係,與興隆洋行的德國經理吉勃裏就比較熟悉。而高少洲本身聰明好學,吉勃裏對他又很信任。所以當這位德國人要回國時,他首先想到了高少洲,而高少洲看時機已到,也恰有接手洋行的意思,二人一拍即合。1923年,吉勃裏將其經營的興隆洋行以3萬兩白銀兌給高少洲,高少洲於是成爲興隆洋行的代管經理。後來,他通過他的舅舅王蘭生及其他人的融資,招收了新股,這樣,興隆洋行實際上已歸高少洲掌管,但他依然沿用了興隆的牌子。於是,這裏便成爲中國人用洋商招牌經營的企業,也成爲天津第一家純粹由中國人經營的洋行。“這是第一家中國人用自己的名義和外國人做買賣的洋行,沒有德國人的事兒了”,張瀾生說。
洋行的業務,主要是與國外進行進出口貿易。剛開始時,高少洲只是拉一些中國的產品,像羊毛、皮革等到國外去賣,後來他就開始進口外國的商品了。
在興隆洋行崛起的過程中,麪粉起了很大作用。張瀾生說,那時,外資洋行都開始進口麪粉,但中資洋行因爲資金問題沒有人涉足。興隆洋行在此時開始進口外國麪粉,張瀾生記得,那時興隆用好多條船從海上拉麪粉,每次都幾十萬袋,興隆洋行也成爲第一家進口外國麪粉的洋行。因爲與外國商人關係良好,高少洲又是當時外國某商會的唯一中國會員,因此,興隆洋行的業務很快得到了擴展。他進口外國的葡萄乾,就連現在在中國擁有大量消費者的美國寶潔公司的產品,最初也是由興隆進口的,天津也成爲最早使用寶潔化妝品的中國城市之一。
興隆之所以有實力做外國麪粉進口生意,也得益於高少洲的人格魅力。據說,那時有很多銀行給他貸款,中國銀行就給他兌換了五萬美金的貸款和信貸,“他很聰明,而且也很能幹;有魄力,眼光也獨到。能夠得到別人的信任,銀行自然願意貸款給他”,張瀾生說。
沒有“洋味兒”的洋行
隨着興隆洋行的業務越做越大,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它已成爲外資洋行林立的天津獨樹一幟的中資洋行了。於是,高少洲在廣東路(現唐山道東)建起了一棟八層高的大樓,作爲興隆洋行的新址。
作爲朋友,張瀾生那時經常出入興隆洋行,但有一件事至今令張瀾生覺得奇怪,就是在搞對外貿易的興隆洋行裏,竟然沒有一絲“洋味兒”。“興隆那時的職員大概有四五十人吧,但進出洋行的職員沒有一個穿西裝的,都穿中國的袍子馬褂。這麼大一個洋行,沒有一個沙發,都是中式的八仙桌、椅子。大樓最上層的八樓平時鎖着,裏面供着佛,逢年過節,高少洲會帶着職員們來這裏拜佛”。
而在經營管理上,高少洲採取的也都是傳統的中國式管理。比如他遵循“少經營,多積累”的辦法,興隆大樓裏的倉庫除了自己存貨外,還對外出租。而員工們平日裏的工資並不高,但年終的分紅卻很多。另外,高少洲嚴厲的、家長式的管理方式,在那時的洋行也很獨特。“在興隆洋行裏,高少洲是絕對的核心,說一不二,洋行上下都要聽他的。事無鉅細,凡事都要他來管”,張瀾生說。
小洋樓裏很“土”的家
不只所開洋行是傳統的中國式,高少洲在大理道上的家,更是一點都不洋化。張瀾生去過幾次高少洲家,他的印象是,高家的生活方式不但不洋化,而且比一般的中國家庭都土得多。
在搬來大理道前,高少洲一直與舅舅王蘭生在東門外住,後來王蘭生去世,高少洲纔在大理道買下這座小洋樓。這座小洋樓在一個衚衕裏,在五大道形態萬千的洋樓裏並不算很講究。
雖是搬進了洋樓,但高家的生活卻一直沒“洋”起來。他的兒媳錢傑女士曾回憶,高少洲雖成了富翁,但自幼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全家人生活從不奢侈。而張瀾生也記得,高少洲雖坐擁龐大資產的洋行,但無論是自己家裏還是洋行,從未買過一輛小轎車,他自己沒有私家車,每次外出還都坐人力三輪車。
堂堂洋行老闆,卻如此固守中國式的生活和經營觀念,張瀾生認爲,這還是源於高少洲所受的是傳統的中國式教育。因爲高少洲沒有接受過西方教育,他最後畢業的新學書院也是中國式的學校。但是,也正因爲這樣,才讓高少洲成爲那時最具個性的洋行老闆。
不問政治心中愛國
興隆洋行在天津昌盛的時代,正是各國列強瓜分中國、戰亂紛紛的時期。因爲開的是洋行,與外國人打交道,所以高少洲表面上並不關心政治,也從不和人談論與時局有關的話題,在人們的眼中,他是一個只知道做生意的洋行老闆。但瞭解他的親人和朋友卻知道,他是一個心中有情感、有是非觀念的商人。
高少洲的兒媳錢傑和朋友張瀾生都回憶過一件往事。那是“九·一八”事變後,一批東北流亡學生要到南方去,沒有別的辦法走,只好來天津通過坐輪船出去,但是到天津後卻趕上下大雨,船票也要等一段時間,學生們又沒有地方住。高少洲對家人說,“讓他們來興隆洋行住吧”,便把洋行裏的倉庫都打開了。這些學生兩三天的晚上都在興隆洋行度過,其間,高少洲還讓自己的兩個兒子負責招待學生們,並親自熬綠豆湯給他們喝。在地處租界的興隆洋行,高少洲做這樣的事情承擔着極大的風險,也讓大家從這位平日裏不苟言笑、沉默嚴肅的老闆身上,體味到一絲暖暖的溫情。
檔 案
翠竹裏2號
特色: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歐式樓房,水泥牆面,平頂爲大露臺。一樓有鍋爐房、餐廳、客廳。二、三樓有書房、起居室、臥室。全部門窗均爲菲律賓高級木料,室內有燈光灰線,裝潢考究。樓內有大小四個衛生間,有英制斯坦福老式鑄鐵大澡盆。
高少洲(1892-1950)名銳榮,天津人,天津洋行買辦代理人。初爲洋行職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商興隆洋行德國經理回國,委託代管興隆財產。中國參戰時沒收德國人在華財產,高交出一小部分資金,戰後興隆洋行遂由其接辦,並招收新股,成爲中國人用洋商招牌經營的企業,同時代理洋商客棧業務,獲利甚豐。記者蘇莉鵬攝影王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