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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內容:影片《孔子》裡的孔子形象,是個四合一的角色。丐幫首領,二是半個花癡,三是疑似強迫癥患者,四是張冠李戴的改革家 幾個月前,電影《孔子》挾一片鼓吹喧囂聲閃亮登場。國學是中國人從中國文化內部對自身傳統所從事的反省和創造性轉換。 |
孤獨的價值理性守護者
孔子生活在從春秋到戰國的轉型時期。那時,自西周以來延續了幾百年的制度體系,連同與它相匹配的貴族文化,陷入急劇瓦解的局面。教科書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到上層建築都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它的主旋律,是新興的社會力量排除腐朽的貴族勢力及其文化,從而推動歷史的進步。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肯定和歡迎這種『禮崩樂壞』的大變局。
可是事實上它並不代表歷史上大多數人們曾有過的看法。比如從顧炎武到錢穆,就都不這麼看。顧炎武用『禮』和『信』兩個字來概述春秋的時代精神。而戰國的時代精神,則更一致地被人們標示為『力』和『詐』。
從遵禮講信到崇奉力、詐的風氣演變,很集中地體現在顧炎武概括的『車戰廢而首功興』這七個字裡。車戰是華夏社會一種古老的戰爭形式。當時的禮制對不同等級的國家理應擁有多少乘戰車有嚴格規定,因此有所謂『萬乘之國』、五千乘之國、五百乘之國等,不允許隨便擴軍。作戰主力是站在戰車上的貴族武士。一輛車上最多三個人,盡管每輛車後還會配置若乾協同作戰的『徒卒』,軍隊的規模仍極有限。交戰也要嚴守規則。雙方戰斗員站在各自的戰車上,如果面對面,相隔兩匹馬以上的長度,如何互相搏擊?所以兩軍必須在十分開闊的戰場上斜錯列陣,戰車先由對角線的兩端相向行駛,在它們互相接近前再各自『左旋』。就這樣,當交戰的兩輛戰車分別作逆時針圓周運動時,車上的武士便能在戰車側身相錯而過的一刻交手過招。一個回合叫『一伐』。至多轉上三四圈,也就是打到『三伐』、『四伐』,即使車上的人尚未頭昏,也往往輪飛軸裂,車翻馬仰。故而不足一兩個時辰,戰爭也就結束了,簡直有點像游戲。
直到春秋中後葉,人們依然還在遵守禮制。公元前638年,宋、楚在泓水邊會戰。宋襄公一方先到達戰場、列好陣形。他的部下在楚軍未完全渡河,以及雖已渡河而未完成布陣時,先後兩次建議宋襄公提前出擊,但都被宋襄公拒絕了。交戰結果是宋軍被打敗,襄公因為受傷而在次年死去。對他恪守『不鼓不成列』的禮制,漢代人評價說:『於古為義,於今為笑。』是知他的行為被嘲笑為『蠢豬式的仁義』,固非自今日始。可是換一個角度想想,連打仗也毫不動心地把規則放在第一位,那是一個多好的時代啊!中國人不講規矩,或許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時移世遷,此風竟漸如江河之瀉,積重難返,直到如今!
到戰國時,戰爭的目標、規模乃至酷烈程度都大幅度提高。為打仗而傾一國之力,爭以機詐相比高。對方即使投降還無法放心,結果只有把降卒全都活埋了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活埋事件就發生在那時。獎勵戰功,須以斬獲的首級多少為憑據,此即所謂『車戰廢而首功興』。凡此種種,在春秋時候都是絕不可想象的!對這樣的『禮崩樂壞』,難道我們也能夠以『歷史進步』的名義而舉起雙手去擁護嗎?
可見歷史的考察越是深入到真實的層面,我們就越是難以用一種黑白分明、是非分明、對錯分明、好壞分明的簡單立場去看待它們。從春秋到戰國的歷史變遷,可能體現了一種非變不可、誰也無法阻攔的趨勢。這其中確實存在某種正當性。可是問題也許還有另外一面。凡屬重大變革的時代,當社會秩序發生大規模解體與重建,當社會正經歷著根本性轉型之時,我們經常看到工具理性的全面膨脹。這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根本無暇顧及價值理性。包含在舊傳統中的具有正面屬性的價值理性,總是連同舊傳統一起,被滿心眼追求現實利益的人們不屑一顧。因此與工具理性極端膨脹同時,價值理性往往處於普遍的失落和衰微。對正當或不正當的思索,會被對於是否有利或有用、能不能行得通的直接而現實的利害算計所遮蔽。而孔子的偉大,恰在於他身處實用主義彌漫的亂世,卻孤獨地堅守著他心中的價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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