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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的槍聲讓人警醒
王宇辰 嘉賓:清華大學中美關系
研究中心副主任 趙可金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李慶四
山東大學教授 馬鳳書
8·23菲律賓劫持香港游客事件震驚國內外,事件以流血告終的結果,引發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對菲律賓的不滿。隨後在菲律賓發生的一些不妥善的行為更令國際輿論嘩然。英國《泰晤士報》則認為:菲律賓正成為東南亞的一個『失敗國家』。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個事件和菲律賓這個國家,並從中得到什麼啟示?
菲律賓是『失敗國家』嗎
王宇辰:8·23劫持香港游客事件發生後,《泰晤士報》將菲律賓認定為『失敗國家』,這裡的『失敗國家』是什麼意思?您是否認同菲律賓是『失敗國家』的觀點?
馬鳳書:『失敗國家』並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最初是西方學者對冷戰後某些內部秩序極度混亂國家的稱呼。美國政府智囊機構『和平基金會』和《外交政策》雜志曾制定了確定『失敗國家』的12項標准:喪失對領土的實際控制或無法完全掌握合法動用武力的權力、合法權力機構的集體決策能力嚴重削弱、腐敗現象嚴重、存在大量犯罪行為、難以獲取公眾的支持、大批人口被迫背井離鄉、經濟急劇衰退、群體間不平等、有組織的迫害或歧視行為、嚴重的人口壓力、人纔外流和環境惡化等。如果按照上述12項標准來衡量,我基本同意《泰晤士報》的說法。
李慶四:就狹義而言,菲律賓在8·23人質劫持事件上一敗涂地的表現確實是具有『失敗國家』的一些行為特征。當然,這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如果是菲律賓政府有意與中國過不去,那麼這種拙劣表現就是有預謀的,應該另當別論;另一方面,如果確實是能力所限,那麼這樣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確實令人想起了『失敗國家』。
趙可金:菲律賓的問題比較復雜,有經濟現代化過程中治理不善的原因,也有菲律賓在政治制度上機械地模仿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原因,還有更加復雜的社會文化原因。客觀說,菲律賓近年來的問題在性質上屬於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矛盾激化,對國家轉型、制度創新和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一旦菲律賓的改革成功,菲律賓仍然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能稱之為失敗國家。
劫持事件將產生何種影響
王宇辰:近幾年來菲律賓國內人質劫持事件不斷。面對這種局面,您認為菲律賓政府該如何處置?
李慶四:近年來菲律賓國內人質事件的發生對這個國家的國際形象產生了重創。面對這種困境,菲律賓政府需要進一步提高治理效率,減少政治扯皮現象,從而趕上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快車,加快脫貧的步伐,實現社會公正。當然,治理泛濫的腐敗問題,也是這個民主國家的頭等大事。
馬鳳書:阿基諾三世盡管出身於政治世家(他的當選與此不無關系),在競選期間他也曾宣稱要懲治腐敗,恢復秩序,發展經濟,促進公平,但以他目前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其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來看,他還沒有能力完全做到這一點。
趙可金:後發達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政治不穩定,要想維系政治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必須建設強大的政黨。然而,阿基諾三世屬於自由黨,在力量上比不上民主力量黨和民族主義人民聯盟,阿基諾要憑一人之力在風雨飄搖的菲律賓政局中力挽狂瀾,顯然希望不大。
中菲關系能否經住考驗
王宇辰:8·23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對中菲關系有著怎樣的影響?
趙可金:兩國政府關系估計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一方面,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大局是不會因為這一事件受到太大影響的。另一方面,抓住中國經濟崛起的機遇,實現菲律賓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已經成為菲律賓的既定方針。如果從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發展前景來看,我個人認為菲律賓的發展前景只能是越來越好,我們不能跟著西方國家誇大游客事件的負面後果,現在不排除有西方國家借此挑撥離間,分化中國和菲律賓關系的可能。
李慶四:這次人質災難嚴重傷害了中國與菲律賓的關系。但中國政府一定會把與中國在該地區的整體戰略結合起來進行應對,而不可能完全就事論事地來處理。如果只是上面我所說的第二種情況,即政府在此事件上的無能為力,那麼我們也只能期盼並促使其做出相應妥善的安排;如果是另外的情況,那就比較嚴重了。隨著中國自身海外利益的不斷增長,今後對於周邊地區發生類似災難時,一定不能置身其外,而是協助承擔具有建設性的工作。這正如我們經過權衡而參加波斯灣護航那樣。
馬鳳書:菲律賓是目前唯一明確表示不希望美國介入南海爭端的東南亞國家,這一點得到了中國的充分肯定。在這樣的形勢下,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對中菲關系不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影響,中國政府對此事極為克制的反應和態度恰恰是從大局考慮的理智之舉。盡管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和危機後出現了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重大失誤,但菲律賓政府對此事也高度重視,不僅公開道歉,還開始進行認真的調查並處理了相關責任人,而且舉行了全國哀悼。在類似事件中這是從未有過的。至於兩國民眾中出現的一些相互反感情緒,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平靜下來。
我們應該汲取什麼教訓
王宇辰:在中國當前社會風險因素增加、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我們能從菲律賓的經驗教訓中學到什麼?
李慶四: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多元化發展和人們平等意識的不斷提高,在人們享受現代生活成果的同時,社會治理的成本也相應地提高了。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而引起的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所謂中國威脅的恐懼心理,外部對中國國內局勢的影響將同步上昇。所以,國內國外兩種力量的合流就使得今天的社會穩定工作變得更加嚴峻。這樣的問題並非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簡單的『維穩』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改革。
馬鳳書:此次在菲律賓發生的劫持人質事件對中國應該是一次警示,它表明,如果不根本消除社會腐敗和社會不公,不大力改善民生和擴大民主,不大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合法性就得不到國民的認可,社會反抗就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社會局勢也就難以穩定,可持續發展也無從談起。
趙可金:在走向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矛盾和風范也會擴大。從菲律賓的經驗教訓中,中國應該注意加強對社會矛盾的治理,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中國要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視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淨化社會環境,對各種黑惡勢力絕不姑息,徹底鏟除滋生社會暴力行為的社會土壤,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攜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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