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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曾經說過,人生的很長,但緊要處只有幾步。對於官員來說,為官的時間不管長短,每一步都很緊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墜入深淵,後悔莫及。正因為這樣,官員的警示教育纔有不同尋常的現實意義。
今年7月至10月,中組部對全國4萬餘名司局級乾部在井岡山進行黨性教育的培訓。培訓內容除了專題教學,還有體驗式課程,例如紅軍挑糧小路。(《新京報》11月29日報道)
重走紅軍路,體現當年紅軍的艱辛,其教育意義不言自明。問題在於,走完培訓規定的路段並不難,因為這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有『苦』而無『險』。縱然重走紅軍路上遇到一些『險阻』,這樣的『險阻』充其量也只是挑戰一下『紅軍考生』們的智商,沒有生命危險。所以,究竟該如何重走紅軍路,便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重走紅軍路,不在於穿不穿紅軍服裝,不在於在當年紅軍走過的路段上溜達個來回,不在於重現當年紅軍征程的景觀。那樣的話,這4萬司局級官員就不是為學習而來,而是客串了一回地道的『紅軍』演員。演員拍戲,在於給公眾提供精神愉悅和消遣,傳播一種文化,同時還產生經濟效益。而官員培訓不是拍戲,他們耗費納稅人的錢,並不創造財富。假如形式化傾向嚴重,不僅得不償失,而且還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在我看來,重走紅軍路不是到紅色旅游景區,不是像演員一樣舉著紅軍長征的旗幟,穿著紅軍的布衣,不是啃著乾糧,跟沒有必要再派幾百架『敵機』追著屁股跑,而是需要另闢蹊徑,尋求紅軍路的真正意義。這就需要組織部門的教員先生們首先明白重走紅軍路的真實含義。任何歷史都是特定環境下的歷史,離開那個特定的時代,離開特定的文化,歷史就不是那個歷史了。人不能兩次跨進同一條河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的。當年的紅軍,他們所經歷的路途坎坷,那也不是紅軍所希望的,實乃形勢所迫。紅軍在逆境中逐漸壯大,關鍵在於他們選擇了一條得民心的道路。按說這早就是常識了。可就是這樣的常識性問題,我們的組織部門貌似沒有搞清楚。提高全國司局級乾部的黨性,從一個側面表明現在官員的黨性並不強,黨性之所以不強,源於對個人的既得利益看得過重,在於將人民群眾當作了自己的對立面。加強黨性教育,實質上就是去個人利益教育。請官員們重返井岡山,佔用工作時間已經有點離譜,再動用公款則難以向納稅人交代,把培訓變成演戲,受培訓者的興趣即時高昂一下也並不難事,至於和黨性原則的強化有何直接聯系,恐怕很難進行評估。
所以,重走紅軍路,不必到紅色旅游景區,不必佔用太多的辦公時間,更不必額外浪費有限的國家財政經費,只要每個官員能夠懂得贏得民心,不與民爭利,不給民添亂,不愧對歷史,相信每個官員即便能力平平,也不會成為歷史的罪人。假如把黨性教育當作演戲,花樣新聞多了,笑話也就隨之出現。
聽聽民間的聲音:『牢記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官兵一致,不搞特權。』『走不走長征路不重要,關鍵是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要做清官,不做貪官,這纔是最重要的。』『重走紅軍路。不走腐敗道。』『更重要的是有沒有監督,有沒有競爭!』(劉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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