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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主編、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陳桂明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終年50歲。這是繼54歲的蔡定劍教授之後,又一位中年法學家因為癌癥英年早逝,在微博等網絡論壇裡引發了眾多網友的嘆息與惋惜。有網友感慨:做法學的,難免長期抑郁悲憤,積勞成疾,繼之以英年早逝。悲乎!
法學家易郁悶成疾甚至致癌?這種判斷顯然純屬臆斷,沒有科學依據。輕易下這樣的結論,更多是一種感慨,算不得科學結論。至於這種感慨本身該怎樣認識,還是值得琢磨一下的。
應該看到,隨著社會對於法治的重視,法學也日益成為一門顯學,很多法學家成為這個社會的香餑餑:從政、掛職、搞法制講座、接受媒體采訪、各種司法考試輔導班……可謂熱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另一方面,很多知名法學家的確有郁悶的一面,因為他們對於法治水平的期待更高,對法治困境認識得更透徹,所以懮慮也就要更多一些。筆者就曾在不同場合分別聽到過陳桂明先生對於法院獨立性不強、人為因素乾預民事訴訟的懮慮;聽到過清華大學王保樹先生對一些『負一定責任的官員』對於法治態度的漠視表示感慨……
筆者感覺對法治狀況感覺『懮慮』的學者們都有一個相似的來源,那就是權力對於法治的擠壓。比如為了政法系統政績大搞『公審公判』,比如政府悍然給法院發公函指導法院某某案
子應該怎麼判,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員拿『維穩』這個幌子大搞『穩定壓倒法治』的非法截訪……這使得如江平先生這樣的老法學家也感慨,雖然『總的對中國的法治的前景,還是抱樂觀態度的,但是不能夠排除在一段時間之內,在一定的政策引導下,法律出現倒退的情況』。
這些現狀確實值得我們反思:光是立法條文數量的大大增加,以及依法治國的口號喊得很響,還不足以構成我們對於法治的信心。面對遠遠談不上完美的法律水平,該做何態度?不排除有些法學家欣然接受現狀,甚至如魚得水自得其樂;但也有大批法學家像江平先生說的那樣,『對於一些倒退現象指出來並一再地吶喊』,因為『一個搞法律的人如果允許法治倒退是很悲哀的事兒』。這樣的選擇,或許也就注定了『郁悶』的如影相隨。
回過頭來再看『法學家容易郁悶』這個命題,你會覺得它百分之百是個偽命題嗎?它就一點意義也沒有嗎?誠然,蔡定劍、陳桂明兩先生的疾患可能各有具體原因,但梳理這個時代的法學家們的郁悶可以發現,根源還是在於權力的泛濫與不受約束,在於各種形態的『權大於法』,而這些,已經不只是『加強法治建設』就能完全解決的,有很多需要繼續發展民主政治纔能約束。這樣再次證明,『民主與法治』是一體雙翼,缺了哪個都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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