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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出門找兒子,何智民總帶著這樣的卡片。左邊是兒子辦身份證時拍攝的大頭照,右邊是兒子的信息。 |
何智民每次都騎著這輛沒有頂棚的三輪摩托車去找兒子。在他身後的硬紙板上,貼著尋人啟事。 |
12月19日,劉小平回到東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對比。 |
劉小平領著大家來到自己曾經被迫做工的磚窯,尋找一起乾活的工友何文。 |
打從半年前二兒子走丟之後,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亂了。
在陝西省三原縣的家裡,他的農田再沒認真種過,去附近市場賣菜的活計也做得有一搭沒一搭,甚至,幾個月前就該拾掇乾淨的玉米棒子,現在還堆在房門口的臺階上。
『我就想尋我的娃。』這個62歲的關中老漢固執地說。盡管,他那個名叫何文的『娃』已經是個35歲的中年人,而且在鄰居們看來,他的娃『腦子不好』,是個智障。
他只想找自己的兒子。老人把兒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證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發。他還去商店裡打印A4大小的尋人啟事,在電線杆、廠房外牆上『不知道貼了多少張』。
前些天,他一度聽到希望在敲門。12月18日,在一個三輪車夫的指引下,在鄰近的高陵縣,何智民見到了一個滿臉塵灰的男人,髒兮兮地蜷縮在三輪摩托的車斗裡。他急急忙忙跑了過去:『這就是我兒啊!』
可當他手忙腳亂地把眼前這個男人攙起來,靠在自己身上,激動得幾乎要流出眼淚時,卻突然發現,這個五官幾乎被黑色污垢淹沒的年輕人,『不是我的兒』。
老漢後來知道了,這是一個和自己的兒子一樣,被拐賣到當地磚窯的智障勞工。
第二天,在媒體和警方的幫助下,何智民聯系上了年輕人的家人,那是一個同樣為了丟失兒子而焦急萬分的家庭。
『自己娃沒找到,倒給人家把娃找到了。』滿頭白發的老漢有些自嘲地笑著說。這個小插曲沒留給他多少時間用來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騎著自己小小的三輪摩托車,踏上了尋子的路途。
沒有什麼事比找兒子更重要了
天還沒亮,何智民就准備出發了。他打開院子的大門,把自己那輛沒頂棚的三輪摩托推出門外。在綠色的車斗裡,原本用來包裝煤氣爐的黃色紙箱已經被壓成了扁平的硬紙板。何智民拿起紙板旁一個裝有一次性紙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兩個指頭從裡面摳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尋人啟事的背面,然後把這張白紙小心地在紙板上貼牢、壓平。
用家門口堆著的玉米葉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貼有尋人啟事的硬紙板用麻繩捆在車斗上,何智民就騎著自己的『三摩』上路了。從他的家到高陵縣煤礦最密集的榆楚鄉有40公裡的路程,對於這位尋找兒子的父親,這段距離相當於在摩托車發動機的轟鳴聲中歷經一個半小時的顛簸。
大兒媳曾經看到他帶著好幾處傷回家,懷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負、吃了苦,可老漢堅持自己『沒事』,什麼也不說。有時候,找兒子找得太晚沒法回來,他就把三輪摩托停在路邊,自己窩在後面不到兩米長的拖斗裡,蜷著身子湊合著睡一覺。
『還好那時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著說。
他永遠記得兒子走丟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騎著一輛白色的小號自行車出了門,給家裡打回一通電話,說有人要請他去『乾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經在寫作業時隱約聽到他接了一個電話,一個女人在電話裡告訴他,有一份活計,每天『包吃包住70塊錢,還給一盒煙』。
一開始,家人並沒有覺出什麼異樣。這個兒子雖然『腦子不好』,身體卻很棒,常常幫家裡乾農活,幫開挖掘機的哥哥裝車,村裡的鄰居蓋房子,也喜歡叫他去幫忙做些簡單的工作。直到發現兒子晚上沒有回家,手機又一直關機,何智民纔發現了問題:『兒子丟了!』
這個在農村呆了一輩子的老人想不出兒子可能遇到了什麼問題。他猜想,兒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別的村子要飯去了。於是,老漢和自己的大兒子何安康沿著附近的鄉村一個一個打聽過去。在剛開始的半個多月裡,兩個人跑遍了附近的3個縣。
為了便於打聽消息,何智民從抽屜裡翻出兒子辦身份證留下的大頭照,塞進香煙盒與透明玻璃紙包裝的夾層裡。於是在夏季的關中農村,時常出現這樣的場景:一個滿臉皺紋的老漢,舉著一盒香煙,湊到旁人面前,滿臉堆笑地詢問著。
講話的時候,何智民的脊背總會不自覺地彎下來,眉眼間露出溫順的笑意。他的頭發和胡子都已經變白,亂蓬蓬地支愣著,環繞著他布滿皺紋的臉。
詢問兒子的下落,他幾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樣的小人物,比如路邊的清潔工,或者那些被稱為『騎三摩的』的三輪摩托車車夫。
而這些小人物也給了他足夠的善意。在淳化縣,一位村民看見他寫在煙盒背面的『重謝』字樣,連連擺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給你電話,但是我一分錢都不要。』而高陵縣的一位女清潔工則關切地告訴他,在附近的磚窯裡有一些智障工人,『你應該去那尋一尋』。
在之後的日子裡,何智民把大多數時間放在了那些磚窯周圍。他去村口的商店裡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尋人啟事』,四處張貼,包括磚窯的圍牆上。他還專門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兒子的照片和資料,包括『35歲,身高1.75米,有智障』。後來一個清潔工告訴他,自己曾看見過何文從磚窯裡跑出來,當時滿臉胡子。何智民連忙在資料上又補上一條『現為串臉胡』。
他每天清早出門,在路上『逢人就發』這些小小的卡片,並且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對於這個老人而言,好像沒有什麼事情比找兒子更重要了。
你見過這個人嗎?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經很舊了,上面還有些圓珠筆的印記。紙張的邊緣被染上了黃色的水漬,其中一道特別長,深入腹地,漫過了上面印著的那張中年男人的臉孔。
每次出門找兒子,何智民總是隨身攜帶著這樣的小卡片。在距離自己家幾十公裡外的鄉村集鎮,他一次又一次地湊到陌生人的身邊,一邊指著卡片上兒子的照片,一邊擠出些笑臉:『你見過這個人嗎?他是我的娃……』
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們,慢慢地幫他積累起了越來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給他帶來了希望。在淳化縣的棗陽莊,一個開小賣部的中年婦女告訴他,自己曾經看到何文從磚窯裡跑出來,『只穿著一條紅褲頭』。而在高陵縣的楚榆鄉,一個磚窯裡的工人告訴他,何文曾經在這裡做過活,但是現在已經走了。這些同樣做著燒窯、伐磚苦差事的工人們,背著老板跟他聊天,甚至還悄悄幫他畫出了附近磚窯分布的地圖。
而另一些消息,卻讓老人的心都揪了起來。磚窯的工人們告訴他,把何文領來的包工頭『老方』對大家說,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親戚,但他身邊的兩個幫手,卻『動不動就打人』。
村東頭的王老漢曾經把一間屋租給老方和他領著的工人們。這位房東告訴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帶來的工人鎖在洗澡間,拿磚頭、棍子把他們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個跑出去的『娃』給抓了回來,被打得『快死了』。
聽到這些話的時候,何智民總是皺著兩道眉毛,苦著一張黑紅的臉。『心疼!』他用濃濃的陝西口音嘟囔著。
老漢總對自己的一次經歷念念不忘。那是4個月前,當他騎著那輛小『三摩』,來到磚窯附近繼續找兒子的時候,一個工人跑來告訴他,何文正在不遠處的工地裡乾活。他急急忙忙地跑過去,卻發現門口有一只大狼狗擋著,自己根本進不去。
幾個月後,他仍然會絮絮叨叨地回憶起,自己當時已經看見了工地裡遠遠站著的四五個工人,卻怎麼也分辨不出來,裡面有沒有他正在拼命尋找的兒子。他趕忙跑到距離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報警,可警察卻告訴他,除非帶著目擊證人一起來,否則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擊證人一起,領著警察回到工地的時候,包工頭早已經聽到風聲,領著工人們逃走了。
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當時本來能救出來,可惜卻錯過了。』他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現在,這個固執的老人越來越堅信,自己當時遠遠看到的四五個人裡,有一個就是自己的兒子;而且,就是這短暫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與兒子見的最後一面。
不是我兒子,這可咋交代啊
隨著天氣漸漸轉涼,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著慢慢變涼了。他再沒聽誰說起見過自己的兒子,而他在廣為散發的小卡片、四處張貼的尋人啟事上所留的電話號碼,更是從來沒有人打來過。
『要不就算了。』有人這樣勸他。老漢知道,這話的背後還藏著半句:『反正也是個智障。』他只能固執地堅持著,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兒子!』
就在這個時候,希望卻令他措手不及地降臨了。
12月18日,正在涇陽縣乾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個『三摩』車夫的電話:『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何安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沒弄錯吧?』
『肯定沒錯。他自己說的,叫何文,家裡有人在開挖掘機。』對方在電話裡說。
掛掉電話,何安康馬上打給父親。何智民抱著手機激動地告訴老伴兒:『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因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這位興奮的父親找來同村的外甥,讓他開著車送自己去高陵,接兒子回家。
按照『三摩』車夫電話裡的信息,何智民來到了土地局門口。車還沒停穩,他就看到一個滿臉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輛三摩的車斗裡。他遠遠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車小跑了過去:『這就是我兒啊!』
到了車斗旁邊,老漢小心翼翼地把『兒子』從車上攙下來,讓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細看看兒子倚在肩頭的臉龐,卻突然發現,本來個子挺高的兒子,現在站在旁邊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細看了看自己攙著的這個年輕人:『這不是我兒啊!』
旁邊的三輪車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說了,他叫何文。』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勁兒揉了揉眼睛,仔細看看:『還是不是啊!』
自始至終,這個全身髒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著周圍。何老漢問不出他的真實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兒子,這可咋交代啊?』
他想把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送去縣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對方能不能接管。可趕上星期六,不是沒有人上班,就是乾脆進不了單位的大門。
最後,實在想不出辦法的何老漢只能決定,把年輕人留在原處,等著他的家人來找他。
到了晚上,折騰了一圈的老漢纔一個人回到家。可已經准備好迎接兒子的老伴兒不乾了。『你老了,憨了,還是眼睛瞎了?』老伴兒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罵他,『人家說是兒子,你咋不拉回來呢?』
挨了罵的何智民心裡也七上八下起來:『難道我眼花認錯了,真把兒子給扔在路邊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這個一晚上沒睡著的父親騎著自己的小三輪摩托又跑去了高陵縣。在原來的地方,那個年輕人已經不見了蹤影。
老漢更慌了神。他騎著車子,一路向清潔工打聽,一個多小時之後,纔在縣城中心的『東方紅』十字路口找到了那個年輕人。
他跑過去,把對方扶到自己的車上坐好,仔細地詢問了一會兒,這纔弄明白。這個年輕人叫劉小平,他曾經跟何文在同一個磚窯一起乾活。他告訴何老漢,在磚窯裡的時候,他和何文約好,誰先逃出來就要通知對方的家人,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為『頭腦不好』,被人一問,光記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給忘了。
問明白了這些,何智民給老伴兒打了電話,告訴她,找到的的確不是自家的兒子。電話那頭的老伴兒又哭了:『那咱娃還是沒尋著啊。』
何老漢嘆了口氣:『沒事,咱繼續慢慢尋。』
兄弟,哥被人打慘了
盡管已經確認了眼前這個髒兮兮的年輕人不是自己的兒子,可何智民再也捨不得把劉小平繼續丟在路邊了。想了半天,他撥通了陝西本地媒體《華商報》的熱線電話,告訴對方,自己找到了一個從磚窯裡跑出來的工人。
兩個小時之後,一位記者從西安趕到了高陵。因為劉小平只能說清楚自己家所在的縣,這位記者就聯系當地公安局,根據失蹤人口的登記,在3個小時之後找到了他家人的聯系方式。
這時,劉小平的弟弟劉小威還在西安的學校裡。今年年初,父母和他們兄妹3個剛剛搬到西安南郊的東三爻村,在那裡租房,並且開了間小診所維系生計。當這個西安體育大學的大四學生正為找工作忙得焦頭爛額時,突然接到了村口小賣部老板打來的電話,通知他盡快聯系鎮政府,因為已經失蹤了10個月的哥哥『可能找到了』。
又驚又喜的劉小威馬上給自己的父母打了電話,並且趕忙坐上公交車到了華商報社,准備辨認照片。不過,當他走進報社時,等待的記者立刻告訴他,已經不用看照片了,因為『你們倆長得一模一樣』。
晚上7點,劉小威趕到了高陵縣公安局。當他走進門,看到坐在沙發上的哥哥手腳潰爛、渾身散發著『腐爛的味道』時,他突然『大腦一片空白』。停了一會兒,他扭身抹了抹眼淚,隨後纔轉過來,說:『哥,咱們回家吧。』
劉小平半張著嘴,怔怔地看著他,積聚著黑色泥塵的眼角滲出了一點淚水:『兄弟,哥被人打慘了……』
在家人的追問下,他訥訥地回憶起,今年的元宵節,他在村口玩的時候,一個女人走過來,問他願不願意去磚窯廠乾活,管吃管住,一個月還給500元。因為想要工資,劉小平立刻樂呵呵地答應了,隨後,他被工頭『老方』帶著,在高陵縣的好幾家磚窯廠輪流乾活。
家裡人都還記得,這個29歲的小伙子原本健康壯實的模樣。他力氣大,別家有什麼活兒總愛叫他幫忙,他自己也特別樂意去。等到農忙時節,他還能幫家裡打麥子、背玉米、擔大糞。一看到有特別累的體力活,他自己主動就會做,而且還乾得特別開心。
可如今,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劉小平,連獨立行走都沒有辦法了。
從高陵回到西安,家人給這個失蹤大半年的兒子做了兩大碗面條,又炒了一碗米飯,纔勉強讓他吃飽。再晚些,劉小威想給他洗個澡,換身乾淨衣服,這纔發現,因為腿上傷口流出的血液和膿水,哥哥的褲子已經黏在身上脫不掉了。家人們這纔聽他說起,在磚窯乾活的那幾個月裡,只要工頭覺得他稍有偷懶,就會拿剛燒好的滾燙的磚頭烙上他的皮膚。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工頭給每個智障工人穿上鮮艷惹眼的衣服,並且威脅他,『敢亂跑就打斷你的腿。』
當天半夜,剛回到家的劉小平又被緊急送到了鄰近的燒傷醫院。根據醫生的診斷,他的雙手雙腿多處皮膚重度灼傷,被凍成灰黑色的左腳已經無法治療,只能進行截肢。
目前,治療和手術所需的8萬餘元費用,全家人四處拼拼湊湊,也只能勉強湊出個零頭。
我給你作證去!他就在磚窯上乾活
在等待記者的時間裡,何智民領著可憐兮兮的劉小平,去路邊的小館子吃了碗臊子面。因為害怕『娃會餓』,他又多點了兩個饅頭。
劉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東西之後,高興地告訴何智民,自己『幾個月沒吃過這麼好的面了』。他甚至堅持要把身上的6角錢塞給老漢。在何老漢拒絕後,劉小平站起身來一拍桌子:『走,我給你作證去!何文就在磚窯上乾活。』
等到記者到達之後,因為還沒有聯系到劉小平的家人,這位記者和警察在劉小平的帶領下,來到了他曾經做過工的一個磚窯。而何智民則騎著自己的小『三摩』,跟在兩輛小轎車的後面也進去了。
他希望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兒子。
劉小平的描述和現場的情況完全一致,他還認出了自己曾經住過的『中間第三個房子』,因為門口有一條大狼狗。他記得,晚上睡覺的時候,自己就是雙手被鐵鏈捆住,鎖在那裡面的一張鋼板床上,工頭『老方』也是在這裡,隨手抄起塊磚頭就砸向自己的腦袋。
但窯裡的工人們卻說,何文的確來過這裡,但是7月份的時候,老方領著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經走了。
磚廠的老板告訴前來采訪的記者,這個『老方』的確曾帶著4個智障工人來這裡乾活,不過他當時向自己解釋說,這都是『自家親戚』。
這位老板以前私下裡告訴過找上門來的何智民,旺季的時候,『這裡曾經有11個娃』,當時磚頭的銷量好,剛燒好的磚,還沒冷卻,工頭就會強迫工人們從窯裡往外搬,很多人的雙手因此被燙得傷痕累累。而現在到了淡季,磚頭賣不了那麼多了,也要不了那麼多工人,工頭就會『把娃賣出去』,一個人賣一兩千元。
『把人當牲口一樣賣!』何老漢憤憤地說。
直到傍晚的時候離開磚窯,何智民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兒子。他本來希望劉小平能再想起些什麼,可這個滿身瘡疤的年輕人已經不記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離開磚廠的。他只記得自己坐上了一輛小車,隨後又被丟到了路邊。有人猜測,他是因為喪失了勞動能力纔被扔出來的。
在那之後,他們去了高陵縣公安局。隨後,劉小威也從西安趕過來,接走了哥哥。在離開之前,劉小威轉過身,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管誰家的娃,找到了心裡就是安慰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楚了。半個月前的事情,他回憶起來也會講得顛三倒四。講話被打斷時,他會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麼。
『年紀大了,腦子不靈了。』晚輩們總會這樣笑著逗他。
可關於兒子何文的事情他記得很多。他不厭其煩地對來訪者重復著,自己的這個兒子挺『文』的,不是個厲害人。在他的心目中,這個兒子高大、有力氣,頭腦清楚,做事爽利,在家的時候會開四輪車、會幫哥哥裝車,還能記住家裡的電話號碼,『就跟好人一個樣』。
再小一些的時候,何文在周圍是出了名的機靈。大媳婦兒嫁進來那會兒,全村人都叫他『金絲猴』。他會幫家裡乾農活、翻麥子,而且『頭腦靈得很』。何老漢最記得,有一次去糧站收糧,對方在秤上做手腳,自己還沒發現,這個兒子卻一眼就看出來了。
他還記得何文喜歡下象棋、打麻將,甚至有一次,因為領著一伙人在家裡玩得太久,被何老漢怒氣衝衝地掀了桌子。何文還喜歡看電視,就在失蹤前不久,他用四處幫人乾活掙來的工錢,給自己的小房間添了一臺21寸的電視機。
『其實他當時本來有機會當兵的。』講到高興的時候,何老漢興衝衝地講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淡下去:『可惜被人頂掉了。在那之後,他受了刺激,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沒事講這些乾啥!』大兒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斷了他。
何老漢自己也不願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覺得,即便是現在這樣子,兒子依舊『長得排場』,也愛乾淨,衣服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前一年,家裡甚至差點給他說成了媳婦,可惜對方答應了,何文自己卻『眼光太高』,看不上別人。
為了尋找兒子,這個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憨直老漢開始學著要多動兩下腦筋。他把孫子的復讀機放在隨身的包裡,每次進磚窯找兒子之前,他都會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個小小的錄音鍵,希望能在那一盤盤的舊磁帶裡,『留下些證據』。
他甚至還想過帶著相機去偷拍,不過轉念再一想,又怕對方發現了,『對我兒不利』。
在這次的事情之後,何老漢的照片被登在了《華商報》的頭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漢賣菜的市場裡,這份報紙賣得特別快。每個菜販子見了他都笑呵呵地問:『聽說你把娃找到了?』
『沒找到。』何智民也樂呵呵地笑著,『不過給人家把娃找到了。』
他努力安慰自己,『劉小平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來了。更何況,『不管誰家的娃,找到了心裡就是安慰』。
報上也登了他的電話號碼。當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個來電。很多是陌生人打過來安慰他,一個延安的報紙投遞員在電話裡粗聲粗氣地對他說:『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幫你找兒子!』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種電話。有人在電話裡告訴他,『何文就在我旁邊出磚呢,給錢就放人。』而贖金的價格,從1000元、2000元一路上漲,到了中午,一個人在電話裡竟然開價10萬元。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過報警,可無論是鎮上的派出所還是縣市的公安局,或者因為證據不足,或者因為『不屬於自己的轄區』,反正半年過去了,他連立案都沒成功過。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騎著自己沒有頂棚的三輪摩托車,穿梭在縣城間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們自己還是要找嘛。』
他偶爾也會擔心,兒子會不會像劉小平那樣被打得傷痕累累,或者會不會已經『不在』了。可大多數時候,這個固執的老人根本『管不了這些』。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來。別的我都不會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廳裡,何智民用濃重的關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可一轉過身,這個父親馬上又陷入了自責的情緒裡:『這娃,是我大意了。』
在寒冬冰冷的空氣裡,他努力地計劃著,等到兒子找回來,先給他做上一盤他最愛吃的餃子。在那之後,給他說個媳婦,成個家,然後每天都讓他跟著自己賣菜,讓自己一手管著,『再也不讓他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