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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輿情要覽:借助行政之手的“一意強推”,安全套進校園絕對易如反掌,但關鍵是大學校園真的需要它嗎?師生的知情權和基於個人道德價值觀的承受力是不是也要被考慮到? |
新聞背景:
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今年主題是“愛,不要傷害”。研究表明,在我國人工流產的原因中,半數以上是因沒有避孕。眾所周知,安全套是性行為中避免傷害的最佳選擇。匪夷所思的是,南京市棲霞區計生局曾向幾所高校建議在校園內安裝安全套售賣機,得到的卻是清一色反對票。
網言網語:
網友:高校雖然有很多這種事情,但學校作為社會最後一片淨土,必要的操守和原則一定要堅持。現在計生用品到處都是,又何必挑戰高校的敏感神經。
網友:都什麼社會了,還有這樣羞羞答答的觀念,好想人人都是少年兒童是的。這不是保守,而是缺乏起碼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
網友:我的拙見:我從來都不認可婚前性行為。但是,它的存在的客觀事實,或者說蔓延的客觀事實的確存在。打大禹治水那會就知道“可疏不可堵”的道理。放到現在這麼聰明的人面前,我們為麼就都理解不了了?我們需要努力去教育,去改變這種情況。但是當現實,短時間沒法扭轉的時候,我們還是讓“安全套”給我們的孩子更多安全吧。
媒體論道:
自主的校園無需懮心安全套
這個“普遍認為”不新鮮。10年前,衛生部門推行在酒店放置安全套,公安部門表示不可,認為這將給人以酒店性交易合法化的誤解。
衛生部門在酒店放置安全套,是為艾滋病防疫。計生部門在校園安裝安全套售賣機,是為減少不必要的人工流產,據稱,我國人工流產半數以上是因為沒有避孕,大半為未婚女性,其中不乏女大學生。
安全套用於避免性行為導致的被動懷孕或性病感染等特定後果,這與是否鼓勵或縱容某些性行為無關,而只與客觀發生的性行為有關。換言之,使人方便地獲得安全套,是對性行為相當普遍的存在采取一種負責的正視態度。
認為安全套在校園出現是性暗示和性縱容,這是某種程度的鴕鳥思維,把頭埋進沙堆裡,無改於沙堆外面任何事實的發生。大學校園的性行為相當普遍的存在,這就是客觀現實,不是“性暗示”和“性縱容”的問題,而是是否“性正視”和“性寬容”的問題。
其實,僅僅從“正視客觀現實”來理解大學生的性行為,仍屬相當被動。應有的態度,是將大學生的性行為納入正常范疇。大學生基本上屬於成人,擁有完全的自主行為能力,就其生理特征而言,也處於性活躍期。按照正常的教育程序,一個大學生從19歲入校,到23歲畢業,如果繼續攻讀,將在校園度過十年左右的漫長時間,期間大多數學生將因為客觀原因而不會選擇婚姻。如果認為大學校園應該是“無性社會”,無異於認為學生必須以“性空置”為正常,這並非人道。
今日,性教育已經從中學就開始,有的小學也開始進行生理教育,大學性教育更加普遍。但不無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校園性教育,都不分年齡段地陷入了一種“拒絕性行為”模式。若說大學階段之前,拒絕性行為更符合我們這個社會的行為責任判斷,那麼大學階段之後,性行為的責任形式並不等於拒絕行為本身,而是拒絕性行為的放縱。將性教育一概變成“客觀認識性行為,並對自己加以性克制和性等待”,本身是對性行為神秘化、神聖化、原罪化的表現。
高校是否同意設置安全套售賣機,本質上不是管理問題,而是性態度問題。觀念態度上的罪感、恐懼、回避,管理上虛設的禁止和實際上的無視,使大學的生活規程設置變得滑稽且無力。大學本質上是一個自治體,大學生原則上擁有生活自治和思想自主的權利。由此,大學裡的安全套售賣機,與大學生的人格和思想的差異性發展一樣,都不是嚴重的事情,而是正常的狀態。
性態度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私人問題,雖然整個社會對性也一定會形成主流認識,但應該提倡的不是性認識上的強制,而是性認識上的寬容。社會有主流認識,同時容許並尊重成熟個體無害於他人的性態度,這纔是應有之道。能夠贊賞克制的毅力,就像贊賞修道士的堅韌不拔;同時也能欣賞真誠的靈肉表達,如同欣賞自然田園裡的交響。將性行為視為大學生生活的正常部分之一,既不放大成洪水猛獸,也不輕視為不足掛齒,纔是客觀的態度。
高校“拒絕安全套”源於行政思維
如果安全套有性暗示,那現在高校裡面普遍開展的性心理教育,豈不是暗示得更強烈?大學生是成年人,他們有權選擇什麼樣的生活,難道還需要學校“縱容”或允許嗎?我很擔心,按照這些大學管理者對“性”的潔癖,高校的性心理和性行為安全教育,恐怕也只是走過場而已。
說到“性”,很多人都是帶著有色眼鏡的,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潔癖心理在作怪,似乎“性”本身不是人的正常需求,而是與“放縱”、“墮落”等字眼聯系在一起的。經過多年的去污名化和去神秘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坦然面對人之本“性”,包括小學課本中出現的性啟蒙內容。但在引領社會風氣之先的高校,卻出現了集體拒絕安全套售賣機的事情,實在讓人無語——難道好不容易已經打開一條縫的門,又要關起來?
事實上,從這些高校拒絕安全套售賣機的理由中,不難看出大學的角色錯位。正如安全套的功能是保護而非性暗示。現在有很多高校的管理者就喜歡扮演家長式的管理者角色中,在這些管理者的思維中,學生是用來管的,而不是高校服務的對象。與此對應的邏輯就是,我可以決定學生們能乾什麼不能乾什麼——今天能夠以管理的名義拒絕安全套售賣機,明天就可以命令禁止學生在校園內有拉手等親密舉止,後天,就能夠堂而皇之地以管理的名義“會商”那些所謂的問題學生。原本應該是最自由最寬容的高校,在管理者的家長思維下,成了禁令森嚴令人窒息的地方。
一些高校的家長式思維,並非毫無來由,它的根源就是高校的泛行政化——行政思維強調服從而非協商或者服務,行政思維注重權力的威嚴而非對權利的保護。一些高校的泛行政化,不僅令學校裡官帽飛舞,令學術自由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甚至,連作為學校主體的學生,其權利也被極大漠視甚至侵犯。他們要時時刻刻表現得像個永遠聽話的孩子,在行政式的高效管理下規行矩步,甚至,他們已經沒有自己思考的空間——你認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成年人性行為很正常,但學校管理者卻告訴你,你這樣想纔不正常,不能“縱容”你們。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敢想象,在行政思維主導的高校中,這些學生會學到些什麼。他們,還會懂得權利的可貴嗎,還會懂得不受權力管制的美好嗎?(珠江晚報趙勇)
“售賣機”難載倫理虛懮
無關情色、曖昧與低俗,“安全套”本源內涵實為“健康”。而今,高校對之或接納或排斥,本當超脫桃色聯想。日益開化的風氣下,清一色的否決票不免稍顯異類。眾所周知的是,“象牙塔”亦非孤堡,其行為處事又怎可超越時代語境?當“安全套”祛魅已久,且日益成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部分高校的固執與守舊堪稱別樣風景。
拒絕售套機,高校的決策更似顯示某種姿態。現實中,禁欲主義與人性意識各有市場。作為思想前沿的大學校園,則成為備受關注、引領風習之地。基於厚重的地位,一切以“校方”名義做出的決定,都有理由本著謹慎、持穩的原則立場——社會身份決定思考取向,過於“先鋒”或“開放”徒增非議而已。
恰如“大學姿態”不應太過突前,“抱殘守缺”同樣有所失當。今天的問題是,對慣常的避孕手段,一些高校是否陷入了另一種陷阱。因為畏懼人言,而在早已正名的事物前,顯得手足失措、忐忑難安?毋庸置疑,如今社會主流認知,不會反對避孕及相應工具。既然如此,南京高校的一概“否定”,無異於將一類正常化的物件,重推回模糊、灰色的階段。
就影響而言,高校是否售賣安全套,其實無足輕重。商品豐盈的時代,賣家可以提供的,不在此處就在別處。事實上,人們所以關注校方表態,無非想從中窺得大學性倫理的走向:“拒絕售賣機,則意味著傳統、保守;接受售賣機,則意味著前衛、開放。”一種簡化的置換思維,讓“售賣機”的或拒或迎,充滿了象征色彩、符號意義。而原本大可不必如此,也不應如此。
一個社會的兩性倫理,不會被售套機左右,甚至不會被一切工具性元素左右。明乎此,那些懮心忡忡的學校管理者,那些杞人懮天的圍觀者,理當走出虛設的多慮困境。售賣機不過是零售終端的一環,接納之無關性暗示、性鼓勵,而排斥之卻是對女性顯而易見的傷害。惡果一時一地尚不明顯,但“過保守”被復制、被泛濫則貽害難控。
安全套進校園師生說了算
性對當代大學生其實已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假如南京市各高校對安全套售賣機進校園的態度不是“拒絕”,而是“認同”,並悄然地在校內進行安裝的話,想必也不會引起多大的波瀾。許多大學校園裡不經意間某個拐角的圍牆上就多了一個“藍色小盒”,但這些暗中推行的安全套售賣機,最終的命運往往是被灰塵和污漬掩埋。所以,安不安售賣機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多道德上的焦慮和糾葛,倒是對安裝其的必要性的論證時常被忽略。
最重要的不是售賣機安了之後會怎樣,而是推行和安裝其的程序正義要經得起推敲。南京市的高校拒絕了安全套進校園,其所代表的雖是學校官方的意志不能說明師生的真實看法,但是這個事件經過媒體報道後就會形成討論,屆時安或者不安的必要性和論證邏輯就會愈加明晰。相比那些借著行政意志“替學生著想”的名義,悶聲不吭地就把安全套售賣機安遍了校園,這種謹慎的態度反而值得肯定。
安全套售賣機安裝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如果沒有充足的民意征詢過程就貿然推行,不僅對師生的性道德和知情權是一種衝擊,也極容導致公共資源的浪費。因為據筆者觀察,無論是街道上安放還是一些高校安放的售賣機,大多並未發揮其效用,人們出於本能的羞澀(如害怕撞見熟人)即便真有需求也多是到超市購買,這時,售賣機往往閑置甚至報廢掉。售賣機的安裝必然涉及到公共開支的投入,如果它實際的利用率非常低,就並沒有安裝的必要。
前不久,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門前被曝有一尊與老子雕像“對視”的肌肉粗壯、裸露性器的“裸體猛男,據說,這個很前衛的雕像安放之初就常有路過的師生“責罵”。最近,北大校方將裸體猛男轉移到了一個更為隱蔽的地方。而據記者對十餘名師生的采訪,他們大多認為裸體猛男公然放在顯眼位置不很妥當。(8月28日《新京報》)顯然,北大校方在引進這一很是讓人咋舌的裸體雕塑前並未充分考慮到師生們的反應,這是不是也算一種軟審美暴力和隱性的權利侵犯。
安裝安全套售賣機亦然。借助行政之手的“一意強推”,安全套進校園絕對易如反掌,但關鍵是大學校園真的需要它嗎?師生的知情權和基於個人道德價值觀的承受力是不是也要被考慮到?畢竟,大學校園並不是校長自家的後花園也不是相關部門“試錯”的試驗田。
安全套售賣機進校園,完全可以,只要師生們贊成就行。否則,那些“一夜從天降”的售賣機日後荒廢掉恐又是一筆糊涂賬。而對那些當初本就反對的師生來說,那些紮眼而無用的售賣機簡直就是讓人耿耿於懷的“和諧校園裡的敗筆”。沒有獲得“師生祝福”的售賣機,注定命運悲慘,而對生活於其間的人又是一種持續的心理不適,“一舉兩不得”,何苦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