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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動情地說:“感謝局黨委沒有將我‘削髮爲僧’,就地免職,給我平臺改正錯誤,借我柺棍支撐,爬起來挺直脊樑做人做事。”
強化精細管理也是愛的一種終極體現。
2006年,初來西青監獄的張軍做出收繳各監區小金庫的舉措,此舉觸動多方利益,矛盾彰顯,讓張軍成爲衆矢之的。
各監區紛紛出招抵制。有監區說沒有錢,張軍拿着計算器一筆筆算,精細得像個會計;有監區不以爲然,張軍苦口婆心,違規違紀是要付出代價的,監號裏關押着這種犯人就是教訓呀;有監區說今後用錢怎麼辦?張軍說符合規定的,從優待警的,改善幹警待遇的,我全批,絕不含乎。接着就有人遞上報告,張軍批示同意。一場風波平息了,結束了各監區一筆糊塗賬的亂象。
幾件事過來,讓幹警們看透張軍的性格,眼裏不揉沙子。
現在監獄硬件設施大幅提升,張軍坐在辦公室打開電腦就能觀看全監區和監舍的視屏。晚上他值班時,總要搜索監控視頻。看到值班幹警把腳放到桌子上,他發火;看到監控視頻的幹警看報紙,打瞌睡,他也要吼上一嗓子。
有人說,他太不講人情。
張軍梗着脖子說:“上班,穿上警服就講制度,這是底線;下班,脫下警服到路邊店吃烤串,喝啤酒,怎麼論哥們兒感情都行。得罪人的話要有人說,“傷人”的事要有人做。今天不說,明天不傷,後天出事豈不是害人家一輩子。黑臉的是包公總要有人唱,我唱到底。”
2010年西青監獄安全穩定完美收官,在歲末夜晚監獄中層幹警參加的晚會上,張軍端起酒杯眼圈發紅,哽咽地說着祝酒詞……
這一年,張軍的右耳徹底失聰,以一隻耳朵失聰換回監獄一年的安全穩定。這是怎樣的代價?他的付出可以說濃縮着監獄警察這個羣體的擔當和奉獻。
他是一個把監獄當家一樣苦心經營,把幹警隊伍當成一塊璞玉精雕細琢的人
張軍是一個在家裏待不住,在監獄裏閒不住的人。
他經常早晨6點鐘就來到監獄,帶上對講機,孤自一人轉監區。他有特點,下監區從不讓人陪伴隨行,有點“獨行俠”的味道。
正是張軍這種特立獨行的風格讓監區的領導惶惶不安。監區領導們坦言:張監在監獄幹了快一輩子,知曉監管和生產中每一個環節,總能發現問題,小問題叮囑幾句,大問題免不了動肝火,從不留情面,難免要使監區幹警“忍辱負重”,憋屈幾日了。
每逢雙休日,張軍那個小家也攏不住他的心,照樣開車到單位轉一圈。
幹警們都認識他的車,只要車停行政樓前,幹警們總是相互通氣,打招呼,“張監來了,精心點,別出差錯,小心挨捋”。
在西青監獄9個監區加一個醫院,就是“走馬觀花”轉上一圈,也要兩個多小時。有時監區遇有問題,多說幾句話,或者和值班的幹警敘敘家常,話題談深了,時間更不好掌控。
有一次,臨近午夜,監獄帶班領導巡視監區,回來的路上,走在寂靜的蘆葦搖曳,荷香撲鼻的如意湖畔,遠遠望見一個身着白上衣的身影飄忽而來。
誰人這麼晚了,還在監區步履匆匆?
兩人疾步趕過去,頗有一股立功心切的衝動。
“咦,怎麼是張監,沒見你的車啊?”
張軍笑了,像孩子一樣頑皮地說:“我藏起來了,不給你們通風報信的機會。”他一臉的疲憊和睏倦,顯然心情不錯,沒有遇上讓他煩心的事。
“有些餓了,回去泡個方便麪吧。”回到房間,泡上方便麪,等待的時間,他卻倒在沙發上酣睡過去。
太累了,事無鉅細,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式讓他身心交瘁。身爲一座監獄的主官換一種方式來管理一座監獄不行嗎?監區儲物室隱祕的地方亂一些,玻璃髒一點,擦地後貼牆板上遺有污跡就那麼重要嗎?
張軍的眼裏容不下這些,總愛嘮叨幾句,他常說“從細節品人”。下次來看,不改,從他嘴裏蹦出的話就不那麼中聽了,“在家裏幹活也這樣嗎?”
那天晚上9點多鐘,七監區領導接到張軍喊話,他急火火地說:“行政區的景觀燈怎麼還亮着,要浪費多少電?你們在家也這麼用電嗎?監獄的錢就不是錢了?也是一分一分掙來的,敗家呦!”
監區綠化讓張軍費盡心思,由於土壤問題,栽種的樹木花草成活率很低。遇有這樣的難題,張軍經歷過的就憑經驗辦,沒有經驗的就“百度”。四監區拆除幾間危房,空閒地種什麼?張軍說,那麼多砂石粒子一定要用篩子過一遍,施些底肥,先種菜,把土熟一熟,隔年在栽種花木。監區綠化地栽種了一種叫碧桃(避逃)的果木,張軍說取個諧音爲監獄安全祈福吧,權作是對監管壓力心情的一種舒緩和釋放。
走進監區你會發現,各監區發揮想象和創意,用石頭壘成造型各異的景觀,用磚砌成圓池,貼上裝飾石片,裝上噴水淋頭,聽潺潺流水,賞池中游魚。這還是監獄嗎?也許監獄就應該是這樣,監獄裏的公園,公園裏的監獄。
2012年7月19日那場暴雨,是天津市60年一遇的豪雨,一夜間淹沒了地處低窪處的西青監獄,積水深及膝蓋。
前一天晚上,張軍聽到氣象預報發佈暴雨橙色預警,連忙打電話給值夜班的政委,告訴他們將監區如意湖和行政區拱孔橋兩側的湖水儘量排泄進社會管網,以防不測……
在家裏張軍聽着窗外肆虐喧囂的雨聲,心揪到嗓子眼。
一夜心神不寧的張軍天不亮就駕車趕到監獄,面對一片澤國的行政區、監區,他一聲長嘆。
立即組織值班幹警又從監區抽調警力,用了500多條面袋裝進十幾噸沙子,果斷地將監獄的兩個大門封死,重重疊疊的沙包摞了半米高,然後用抽水泵往外排水。一切安排妥當,他趟着寒冷沒膝的積水走進監區,察看監區的房屋是否漏雨,遺有安全隱患……事後,張軍的腿腳麻木了好幾天,每天都用熱水燙腳,拔出沁骨的寒氣。畢竟是五十大幾的人,經不起這般折騰了。只有把監獄當成家纔會這麼精心盡心啊!那天張軍還是發了脾氣。他見有人姍姍來遲,準點上班,忍不住說:“監獄就不是家嗎?下大雨家裏窗沒關,衣服沒收,你不記掛着?就不能早些出來?”
時間久了,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張監把監獄當家了。”
2010年10月,張軍的女兒出嫁。忙完女兒的婚事,妻子說:“家裏的頭等大事忙完了,你可以放心了,去監獄忙吧,那裏有你一輩子都忙不完的事。”張軍無語,心裏發酸,眼裏有淚。妻子的話觸痛了他柔軟之處,幾次提及他都無語凝咽……
他是一個拖着纏身的病體,爲責任擔當,爲信念堅守的人
“這兩年,他身體越來越差,回家總像抽走了筋骨,連走路都慢悠悠得像七老八十的人。飯熟了,他倒在沙發上睡酣了。”說起張軍病情,妻子眼裏潤滿淚花,滿心牽掛:“女兒結婚的日子,家裏來了親戚,他忙前忙後地張羅。十點鐘的時候,他悄聲說:‘那股勁又上來了,我去輸液,不然女兒的婚禮扛不住了……”
張軍說得“那股勁”就是眩暈。“那股勁”竄出來,有一股血液直衝腦頂的感覺,天庭像被勒上緊箍咒,走路兩腿發飄,厲害時天旋地轉,站立不穩,反應稍慢些就會栽倒地上。
那天夜晚,他修改轉天會議發言稿,“那股勁”來了,瞬間,臉色慘白,癱軟在沙發上……妻子慌了神,急忙撥打120,把他送醫院急救,輸過幾瓶液才緩過氣來。醫生說:再晚些時間救治,不死也是植物人。早上司機聞訊趕到醫院,他坐上車,沒有回家卻直接去了監獄。妻子說:“都這樣了,就不能在家歇歇,養兩天?”他說:“我的身體自己能把握,不用擔心。”
……
2006年,張軍從監獄局生產處長任上奉調西青監獄主持工作。
西青監獄的情況張軍有所瞭解,監獄系統的老弱病殘監獄,是關押除婦科病什麼病都有,刑期從有期徒刑到死緩罪犯的監獄,管理起來很棘手。在張軍記憶裏那是一座龐雜的農家院,與現代監獄有天壤之別。
那時,年近五旬的張軍心臟裏安放着兩根支架,面對新的工作環境,去管理陌生的團隊,必然導致過度勞心和勞累,被支架撐起的心臟何以承受?!他和妻子都很糾結……
張軍出生于軍人家庭,父親是抗美援朝的老戰士,鮮紅的底色,紅色的基因一脈相承。時任監獄局副政委的祖文光與他談話,有黨委的信任,有對西青監獄遼遠前景的勾畫,將這個骨子裏流淌着軍人的血液,有着堅忍和爭強好勝的漢子撩撥得熱血沸騰,血脈激活,信心滿滿,以九死而不悔的信念到西青監獄赴任。張軍是個能幹事的人。
他的幹事能力很快被驗證。西青監獄的生產當年就有了質的突破和發展;監獄基礎設施的改造走出藍圖的摹本,逐步得以實施;幹警隊伍綜合素質得到穩步提升。
2011年,張軍兩次住院,醫檢發現血栓堵塞頸椎主動脈,造成經常性眩暈。無法手術,無法支架,沒有哪個醫生敢冒風險主刀或安放支架。輸液維持,爲最佳治療方案。
他住院知曉的人很少,多年相知相交的李作義政委替他保守着祕密。
祕密是守不住的。在醫院同一科病房的樓道,他與監獄局政委蔡培林不期而遇,兩人面面相覷,頗感詫異。政委的老父親正在手術,他獨自駕車悄然趕來陪伴。兩人淡淡一笑,惺惺相惜。相互間的扶助,惟一的饋贈就是找一個好醫生。
那年,西青監獄的行政區還是一個大工地,整日施工,暴土揚長。
在醫院輸完液,他拔下針頭就往監獄跑,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監獄的基礎建設上。
幹警們經常看到,張軍在工地上穿梭,不時閒地指指點點,監督着工程進度。他身上不是掛滿灰塵就是濺滿泥漿,衣褲每天都要換下揉搓幾遍才能洗乾淨。走進他辦公室的裏屋,牀前矗立着氧氣瓶,牀頭櫃上堆滿藥物,有時眩暈得厲害,靠藥物挺不過去時,他就喚來獄醫輸上幾瓶液,藉機休息一會兒,稍微有些精神,爬起來到工地繼續履行他的“監工”職責。
建設“警體館”,是他身體最差,也最爲操心勞碌的時候。
監獄局黨委決定將2011年安全穩定表彰大會定在西青監獄召開。會議地點就設在“警體館”,“警體館”的工程建設尚未完工,還沒有封頂,冬季施工難度可想而知。張軍不想放棄這次展示西青監獄風貌的難得機會,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他吃住在監獄,沒有回家。家的概念已經從他心裏淡化了,監獄不就是家嗎?維護好這個肩負特殊使命的大家庭不正是他的人生座標和追求嗎!
多日不歸家,牽掛丈夫身體的妻子打來電話,詢問他的病情。手機和辦公室電話都無人接聽,只好把電話打到辦公室。辦公室說:正帶人沖洗路面呢,一身泥巴一身水,像個辛勤勞作的老農。
妻子心裏發酸,抹着淚水放下電話。
監區的領導們這樣描述:
——“我送他一架望遠鏡,他倒好把望遠鏡架在窗前,居高臨下,正好觀察我們監區,別讓他逮着漏兒,又要挨數落兒。這些年你看他身體都糟踐成啥樣了,做事還是這麼較真。
說良心話,張監這幾年真是不容易啊!”
——“他聾掉的那隻耳朵還是‘奧運安保’那年落下的病根。起初耳鳴,沒時間去看,吃些藥瞎對付,直到聽不清聲音再去醫院,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期,毛細血管全部堵塞,吃藥、輸液全無療效。聽人講話時,他自然地隨聲音扭轉頭把左耳送過去……”
——“開全監大會,他做報告,話還沒講完,人就栽那了,眩暈的毛病又犯了,大腦供血不足。還好,監獄有醫生,又是吸氧輸液的,保住命……”
說起病情張軍不屑:“活着幹,死了算。監獄事業總要有人付出,總要有人做基石,即使哪天我倒下,也要化作一塊凝血的基石,鋪路。”
他接着說:“這輩子無怨無悔,上對得起局黨委,下對得起身邊的弟兄,中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惟獨愧對自己的家人和身體。”
說這番話張軍心情既自豪又沉重,特殊的環境、特殊的心境又何嘗不是肩負使命,承載壓力,負重前行的監獄幹警這個羣體的內心真實寫照與代言呢!
監獄大牆的西側和警體館北側種植着新落戶的幾十株棗樹,皴皺龜裂的樹皮寫滿滄桑,碩大粗壯的樹幹見證着百年的樹齡。那是張軍從朋友處移栽來的,已經形成樹冠,抽出新枝,爬滿綠葉,掛滿青翠欲滴的嫩棗,惹人喜愛。
大牆的西側栽植了7株。爲什麼是7株而不是8株?張軍頗有寓意地說:“領導班子是7人啊!就站在這裏,帶領我們的團隊守望着監獄的安全,爲維護穩定櫛風沐雨。”驀然想起警體館北側的18株棗樹,它們不會是18尊羅漢吧?從古代傳奇神話演繹到守護監獄安全的警察,他們哪一個不是受人尊崇的羅漢!用他們的奉獻和付出續寫着今天的神話傳奇……(天津政法報 郝會來 攝影/馬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