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

　　我們說“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於抓住國內巨大需求潛力釋放的最大機遇、發掘人口城鎮化的最大潛力，直接取決於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就是說，要以“最大的紅利”，抓住“最大的機遇”，釋放“最大的潛力”。當前，改革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面對複雜多變的內外發展環境，逼迫我們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動權，儘快形成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着力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我國如果潛在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比較充分釋放，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增長。這取決於消費主導轉型與改革的實際進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時間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增長的基本格局。

　　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實踐證明，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沒有消費需求支撐和引導的投資，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會給中長期的增長積累更多的結構性矛盾。適應消費需求釋放和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着力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重在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

　　改變投資結構。一是要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這既能釋放消費需求，又能拉動有效投資。二是要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

　　優化投資來源。打破民營經濟進入壟斷行業的“玻璃門”，使社會資本成爲投資的主要來源，以確保投資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已成爲投資轉型與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

　　以形成6億中等收入羣體爲重要目標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關鍵在於中等收入羣體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約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羣體佔比達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實現這一目標是個大戰略，意味着消費主體的形成與穩定，利益關係調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橄欖形”社會結構的初步形成。這就需要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儘快扭轉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爲廣大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條件。

　　儘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以使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不低於GDP增長速度，使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從目前大約40%提高到50%以上，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內。

　　以制度公平爲重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中，能否首先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權益，已成爲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加快推進結構性減稅。這是打破制度性約束、藏富於民的重大舉措，有利於增強經濟活力、發展中小企業、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

　　着力推進人口城鎮化的轉型與改革

　　未來5～8年，以人口城鎮化爲主要載體擴大內需，以制度創新爲重點釋放城鎮化的需求潛力，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重點。當前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在於：從城鎮化的規模型擴張轉向人口城鎮化的有序發展，並以制度創新爲重點破題人口城鎮化。

　　制定國家層面人口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人口城鎮化及其需要的轉型與改革的基本目標。

　　用3年左右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使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從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決有條件農民工市民化的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且有望近一兩年在發達地區率先取得突破。

　　用5年左右時間，形成人口城鎮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對城鎮常住人口的全覆蓋，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點領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速度明顯加快。通過城鄉一體化的制度安排，人口城鎮化保持1.3%—1.5%的增長速度，人口城鎮化率從目前的35%提高到42.5%左右。

　　用8年左右時間，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基本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佈的空間格局；以人口城鎮化爲導向的綜合改革取得明顯進展，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55%，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義城鎮化率。

　　加快人口城鎮化的制度創新。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重在解開城鄉“二元方程”。

　　以落實農民工就業落戶政策爲突破口，放開城鄉二元的戶籍限制。主要的建議是：1—2年內實現中小城鎮戶籍制度全面放開，同時加大中小城鎮的財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資源配置要更多地向小城鎮傾斜，爲小城鎮產業發展和外來人口就業定居創造條件；3—5年內實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8年內把城市戶口、農村戶口、農民“暫住證”等統一爲“居住證”，實現流動人口在全國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統一管理。

　　以農民工市民化爲突破口，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進程，把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對常住人口的全覆蓋作爲“十二五”的約束性目標。

　　以創新農民工土地制度安排爲突破口，統籌推進城鄉土地制度一體化。一方面要儘快剝離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另一方面要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收益權。

　　着力推進政府的轉型與改革

　　未來5—10年，通過深化改革收穫內需紅利和城鎮化紅利，越來越依賴政府轉型與改革的突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需要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下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有限發揮市場的作用；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需要改變“大政府、小社會”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會”，逐步走向社會公共治理。

　　改變增長主義政府的傾向，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改變政府理念。長期把“經濟建設爲中心”絕對化、片面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追求速度爲突出特點的“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到了需要真正改變的時候了。

　　推進結構性改革。實踐證明，把以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爲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爲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才能實現財稅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幹部選拔機制改革以及其他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

　　改變政府自身利益傾向。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如果不解決“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要使各級政府堅守公共利益代表者，使其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和諧社會建設中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是比較困難的。

　　以“放權、分權、限權”爲重點優化行政權力結構。以增強市場和社會活力爲目標實現政府放權。以權力有效制約和協調爲目標實現政府分權。以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爲目標實現政府限權。

　　儘快形成行政體制改革的行動計劃。

　　與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現壟斷行業改革、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新突破，推動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

　　與加快社會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職能交給社會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實現創新社會管理的新突破。

　　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目標相結合，未來3年左右，以服務業營業稅轉增值稅改革爲起點，初步形成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係，再通過5—8年的努力，建立規範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

　　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財政預算公開，加快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司法公開，並以行政範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爲重點深化大部制改革。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