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城管之困，是城市化進程中複雜利益關係糾結後的集中體現。地方政府需要維護城市公共秩序，城管需要履行自身職責，小攤販需要謀取生計，而城市居民要的則是便捷生活、優美環境。而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又難以兼顧到所有社會羣體。現有的機制、體制，也給城管執法以諸多束縛。

　　多方利益相互糾纏，最終通過城管與小攤販的“接觸”爆發出來。矛盾難以調和之下，城管成了各方利益衝突的焦點或“替罪羊”。

　　難被理解

　　管與不管都遭抱怨

　　“面對攤販，我們到底該不該管？市民搭了違章，我們到底能不能拆？我們到底該怎麼做，市民們才能認可？”採訪中，很多城管執法隊員說，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成了最讓他們糾結的無解之題，讓他們無所適從，似乎怎麼做，都無法讓老百姓對他們叫一聲好。

　　以多年來反映集中的南開區王頂堤苑東路附近的攤羣市場爲例。苑東里、苑西里小區的居民多次反映，樓下就是攤販非法聚集的佔路菜市場，每天上下班，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汽車開不進來，也開不出去。臭魚爛蝦，味道刺鼻。晚上攤販收攤，菜幫子、爛葉子，扔得到處都是，臭水坑污水橫流，一不留神，踩一腳下去，實在噁心。這個市場，我們天天找執法局反映，這麼多年過去了，不但沒有效果，反倒規模越來越大。來買菜的，不僅是附近小區的人，因爲菜價便宜，甚至其他區域的人都過來買，我們小區成了全天津市的“福利”。一趕上要市容檢查，執法局的人就跑過來，嚷嚷“明天要檢查”，結果，“檢查的時候果然一個攤販都沒有了，但檢查一過，又都一窩蜂似的竄了出來。這不糊弄人嘛……”

　　但另有很多居民有不同看法：爲什麼要清理攤販？這些賣菜、賣水果的，多數都是小本買賣，有錢人誰幹這個？攤販清走了，馬路是乾淨了。但是，我們去哪裏買菜？超市是可以買，但是，土豆超市賣1.5元一斤，在地攤才0.8元一斤。我們是老百姓，要的是實惠。城市乾淨，我們喜歡，但是，讓我們買菜貴，買菜不方便，我們也不答應。

　　在河北區與河東區交匯處的真理道，樓上居民張阿姨說，她受夠了露天燒烤擾民的罪。燒烤天天爆棚，煙味兒大得嗆人，酒喝多後，還大聲吵鬧，擾得他們凌晨一兩點都睡不着覺。“旁邊沒有廁所，喝過酒後，找個旮旯就大小便，樓下成天臭氣熏天。您說，還讓我們過日子嗎？”張阿姨說，居民常常給執法局打電話反映，執法隊員來了，管一管，好一點，執法人員一走，就立馬擺攤燒烤，“光動嘴皮子，能管用嗎？對待這些攤販，就應該動手，甚至把他們都抓起來。這麼多城管，卻解決不了問題，您說，我們能心裏痛快嗎？”

　　記者來到該燒烤攤，隨機採訪。李先生說，他是和朋友們一起來吃燒烤的，點了烤串、幹豆腐卷等，“我們平時挺喜歡吃燒烤，價錢也不是太貴，坐在外面涼涼快快，多舒服。在飯館裏面吃，有什麼意思？外面敞開了，放鬆了，哥幾個吃燒烤喝冰啤酒，纔有感覺。”他說，他挺想不通執法局爲啥總來干涉，燒烤也是夜市經濟的一部分啊，到了晚上，連個休閒的地方、吃燒烤的地方都沒有，怎能稱得上大城市？“我以前見過城管執法，那可是真野蠻，不由分說，就把燒烤攤給踹了，也見過小販被城管打，素質太差，真希望有人來管管這種野蠻執法……”

　　誰都希望自己家周圍有菜價便宜的市場，但誰都不希望這個市場就在自己小區；誰都希望自己家周圍有廉價美味的燒烤攤，但誰都不希望這個攤位就在自家樓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面對這種普遍的大衆心理，城管究竟是該“迎難而上”還是“知難而退”？這種“管與不管”的困惑在不少綜合執法隊員潛意識裏長期存在。

　　難在執行

　　權力、職責並不對等

　　更多的矛盾，來自體制、制度設計及法律規定上。“法律法規對城管賦予的權力，與其承擔的職責，嚴重不對等。操作上，存在難度。”和平區綜合執法局副局長葉明說，城管的強制力，體現在“扣物”這個環節。不讓動人，還要扣物，在現實操作上，很難實施，這是屢屢發生糾紛的真正原因。

　　“攤販與執法者之間，矛盾加深，日積月累，很難說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葉明說，城管和攤販間的糾紛，多數是在“扣物”環節上造成。按照執法程序，要強制執行前，要先責令改正。勸說，實際是“轟”的過程，這個過程，很多百姓不理解，說“城管不真管”、“力度不夠”。多次勸阻不聽，城管開始扣物時，過激場面出現，多數圍觀羣衆看不到勸說過程，不理解，又會說“爲何不轟”。

　　“都說走了，城管爲何還要扣？”而很多攤販這個時候，表現出弱勢的態度，博得同情，更加劇了羣衆對城管的不滿。“通常這個時候，沒有人會乖乖讓你扣。能讓你扣的，老實巴交的，其實都被轟走了。扣的時候，不可避免會有衝突，甚至肢體衝突。”

　　葉明說，天津城管執法系統是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無行政許可權，而南方部分省市、北方的河北省等地，一個部門兩塊牌子，將兩個權力都合併到執法局，相對來說操作上容易得多。“比如，在不顯眼的道路、次幹道路部分路段，限時限點，既可解決弱勢羣體的生存需求，也可滿足老百姓的購買需求。天津的現狀，不具備這樣的體制。操作起來，就有很多困難。建議可參考這方面的先進經驗，利於城市管理。”

　　紅橋區綜合執法局政委魏海明說，城管之所以難幹，是因爲其“維護的利益”與“影響的利益”間的矛盾。執法者維護的通常是公共利益、公共空間，道路、小區。這肯定會對個人有損害，但與執法要“影響的利益”相比相差懸殊。要“影響的利益”，是“個體的具體利益”，你要拆他的房子，要動他的攤位，這是他重大、切身的利益。對維護公衆利益，你做了，不一定會有多少人會說好，會記住，但是，你觸碰到的利益相對人，卻會因“受到巨大損失”而跟你玩命。魏海明說，其實，城管制度設立之初，只是將多家職能部門的行政權力相對集中，統一行使處罰權，“說白了，成立城管，是爲了處罰各類違法行爲，罰沒款收入統一上繳市財政。而現在，因爲實際工作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城管管的東西不斷擴大，成了解決大量現實問題的部門。”

　　有學者認爲，從城管制度的設置和給予城管執法人員的權力上講，城管很難做到人性執法。把城市市容和形象作爲追求的目標是偏頗的。城市的存在，是爲了服務居住在城市裏面的人，而不是爲了讓城市好看而不管城市裏麪人的生活，這與城市存在的價值背道而馳。他認爲，在執法與抗法的過程中，當城管讓小販生存不了時，小販爲了生存，易採取極端的手段。

　　人財都難

　　人不足，協勤補；錢不足，怎麼補？

　　南開城管協勤隊員劉超，24歲，已在執法隊三年。他家住密雲路，每天要騎自行車40多分鐘才能到單位，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遇到晚上10點下班，轉天早晨6點半還要上班的時候，他乾脆就住在隊裏。記者看了他上個月的工資條，拿到手的錢是1300元。人員編制和經費問題，是各區縣綜合執法局遇到的普遍難題。尤其是關於“臨時工”——協勤的爭議，一直是城管備受詬病的焦點。

　　綜合執法局涉及多部門執法權，執法任務繁重。“理想化的配比，僅一個南開區，就要上千名城管隊員。現實情況下，這不可能。目前，政府只給我們這些隊員，還沒有編制，我們還要把這些工作做好。”南開區綜合執法局局長劉海晏說，該局在編人員268人，多數是剛建局時過來的老人，有一半的人已經50多歲。城管隊員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有的要12小時，隊員一個星期歇一天，隊長以上基本沒有歇班，週六日頂多有半天回家。“每年也招了些大學生，但是，我們這兒哪兒留得住？沒過兩年，都跑到其他單位了。”局裏的編制有限，只能從社會上招聘協勤，現在該局的協勤有250人，“人頭費”2000元左右，算上加班費，扣除保險，一個月到手也就1000多元。這些協勤多在20歲出頭，血氣方剛，學歷普遍不高，“我們只能靠制度來約束他們，但是，誰也不知道哪天會捅什麼婁子。我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河西區綜合執法局高樹春副局長說，執法局正式執法人員年齡偏大，體質偏差，很多人患有各種疾病，協勤已是主要力量。協勤工作累，收入低，還沒有上升空間，怎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該局一直在探索新的管理模式。“我們從優秀的協勤中，選拔成爲隊長助理，協助隊長工作。體制原因，這些人同樣沒有執法權。而且，隊長助理每年都要考覈，能上能下，幹得不好，立即免職。協勤隊員們‘5+2’、‘白加黑’，全年沒有休息日。這麼高強度的工作，卻是臨時工的身份，拿的是基本生活保障的工資，對保持隊伍的穩定性，是個很大威脅。”

　　河北區綜合執法局局長張大全說，現在要求精細化管理，但該局缺人嚴重。“讓我管，我不迴避，可我沒有人啊。不吃不喝，不睡覺，我們也管不過來。”該局幹部編制220人，一半是老弱病殘，協勤100多人，“區裏有296條幹支道路，1.2萬個商家門臉，窗貼、燈箱、裏空外賣，我們都要管。今年上半年，我們區拆除違法建設8000多平方米，全市最多。”張大全說，哪個違章也不好拆，一旦等蓋起來，更拆不動。“要防止出現這些難題，隊員們就要不停地巡視，一發現有人備料，就要去執法。難度太大，工作量太大。”

　　經費問題，更是不容迴避的焦點。據瞭解，在以前，部分區縣綜合執法局的經費，相當一部分靠行政罰款返還，用這筆錢來養活協勤，給正式隊員發加班費。“罰款部分返還，隊員們積極性是有了。但是，能保證執法的絕對公正嗎？”

　　當下，絕大多數區縣已經改變這個模式。但財政發的錢，也僅是基本工資，其他支出，如車輛的汽油錢、加班費等，仍不能得到保障。

　　對此，讀者反映最爲強烈。家住南開區華苑的王先生說：“如果讓政府執法單位去創收，本身就不合法。城管經費，財政上爲何不能得到保障？如果需要靠創收發工資，這種‘創收執法’如何讓羣衆信服？又何談解決城管之困？”

　　記者手記

　　城管之困，時代之痛

　　城管之困，其深層次原因，是城市規劃的欠缺，是社會保障機制的滯後。但是規劃、建委、社保，卻不會直接或較少面對市民。社會矛盾的直接表現形式，就演變成了“市民與城管的衝突”，矛頭對準了城管。

　　有人說，遇有急難險重、髒活累活，都是城管上。如此一來，城管人自己都覺得，所謂的城管就成了一個“破筐”，什麼難事、棘手的事都往裏裝——因爲裝得不好看，還要捱罵。

　　還有人說，在領導能指揮的人員中，城管是“自己人”，聽招呼、聽話、肯幹。但是，城管的權力又受到法律的制約，他沒有對人的權力，威懾力不足——稍有逾矩，又會成爲焦點。

　　也有人說，綜合執法局是“地方糧票”，沒人撐腰，腰桿不直，說話不硬氣，最易成爲市民的“出氣筒”。而有的市民甚至是在別的地方受了氣，不敢撒，不能撒，沒有機會撒，一股腦全讓城管“埋了單”。

　　城市需要管理，城市離不開城管。我們不能飲鴆止渴，因城管工作中的問題，徹底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城市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陣痛。所有這些陣痛，也不能讓城管一家來“埋單”，這既不理性，也不科學，更不公平。

　　城管之困，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代價”。城管之困，既在於城市整潔需求和弱勢羣體生存需求間的矛盾，在於現有體制下機構改革的困局，也在於執法效率與市民民主法治意識提升間的矛盾。

　　城市快速發展，像高速行駛的列車，列車越快，對各硬件性能的要求更嚴格，更易暴露衆多問題。城管之困，是各類矛盾的綜合和集中反映。我們希望列車能行駛得更穩些，哪怕慢一些。

　　我們都是坐在列車上的乘客，列車的安全與否，與我們大家息息相關。爲了列車運行更良好、更平穩，社會各方都需要共同研究社會創新管理。面對城管之困，我們每一位市民，都應該理性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怨天尤人，一味譴責、謾罵。我們要塌下心去調研，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城管，如何規範城管執法，如何營造城管執法氛圍，如何建設管理好我們的城市。

　　城管之困，是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的痛苦。建設美麗天津，我們每一位市民都責無旁貸，都應勇於擔當，共同研究如何面對，如何解決。

　　關注城管之困

　　(中)

　　專家觀點

　　城管被認可

　　應兼顧執法

　　目的、手段、方式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曉兵說，城管執法的合法性在於生活秩序本身，還在於其有限的執法權以及其合法行使權力本身，特別是中國社會轉型期過程中對於社會秩序的內在追求和推崇。每個人都希望享受秩序和方便，但卻很少思考其背後需要支付的成本和付出的代價。事實上，城管在完成一件難以完成的神聖使命，這是這個轉型過程中的代價，是每個人都應該承擔和麪對的。

　　城管之痛在於新秩序形成過程的艱難，城管之困在於其面對的是人民對於理想狀態和結果的理想化設想，而對於其過程的複雜性和困難程度缺少充分的認識和思考。兼顧城管的效率和其執法的合法公正，可以作爲其未來發展之方向。

　　城管執法目的的正當性，應該與手段、方式的正當性相結合，其執法權就能獲得社會更大的認同和接受，城管執法者也可具有更大的權威。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如何有序進行，兼顧平等與秩序，公正與效率，城管執法應該探索出一條中國城市化發展和城市有序管理的新路。社會管理創新既包括執法方式與手段，也包括執法的思維與理念，還包括守法倡導與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