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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老人,不普通的經歷。他們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過去整整76年。即便是從戰爭劫難中幸存下來的襁褓嬰兒,如今也已白發蒼蒼。戰爭烙印無法從這些老人心中抹去,而他們面對晚年生活也一同常人淡定坦然。
今天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6周年祭日。
數字對幸存者來說等於無概念。不管今年是『紀念的第多少年』,只要能走得動,他們就會出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廣場上,參加千人規模的和平集會。
今年也不例外。
在儀式開始之前,已經有很多老人提前來到紀念館。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他們在開著暖氣的休息室裡先行休息。期間,相互熟識的老人們有的相互閑說幾句、互道寒暖,有的聊起今年哪位老人又『走』了,有的在座位上沈默不語。
今年84歲的夏淑琴是他們中的『名人』。5年前,她因反訴日本右翼作者侵權案二審勝訴,被稱為『勇敢的老人』。
她依然穿著每年固定穿的紫色棉襖,因早上到館有點遲,還在生自己的氣,嘴裡嘟噥著『糊裡糊涂的』。
『我清楚記得今天是76周年(祭日),不管怎麼樣,歷史不能忘,年年都不能忘,南京大屠殺歷史是血的歷史,滿地都是死人……說起來非常難過,一想起來就掉淚,雖然說「哭牆」不哭,我還是想哭。』夏淑琴說。
76年前,夏淑琴全家祖孫九口人中七口遭日軍殺害,當時她只有8歲。
『去年,去日本做了12天證言,今年還不知道會不會去。』老人還沒什麼計劃。
去年剛得過腦梗的李高山聽力明顯不如往年,記者發問需湊近耳邊重復多次。他裹著厚厚的圍巾,戴著毛呢帽子,說話時身體不時微顫。
今年89歲的李高山有著南京保衛戰參戰老兵、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雙重身份。
『(腦梗)來得比較急,現在還有點後遺癥,手有點麻』,但他依然在兒子的陪同下趕到紀念館,『不能回憶,回憶起來很難過……我們現在就是把歷史交代給下一代。』
每年和平集會的廣場上,梅壽蘭總是坐在輪椅上,寒風中排在幸存者座次的第一排。老人今年84歲,一如既往地不善言辭,有什麼話,總是交給大女婿梁心流『代言』。
『她沒有什麼文化,想表達說不出來,一談到過去就哭,沒有辦法。』梁心流說,本來老人就很少外出,今年還在家摔斷了右胳膊,現在恢復得還行,但不能自理;老人很倔,只要能動,每年都一定要來紀念館。
今年80歲的佘子清一早就在休息室忙裡忙外,一位紀念館工作人員忙亂中找不到不大熟悉的幸存者,都跑來問他。
佘子清可能是對幸存者最熟悉的一位,他平時在紀念館做志願者,已堅持近十年。
帶著皮帽、身形瘦削的他,看上去精神矍鑠,身體狀況不錯。他告訴記者,2004年時,他一周中有6天要來紀念館當志願者,現在年紀大了,從2008年起,每周來一天,乾些維持秩序、保潔、給年輕人講解歷史的活。
『退休拿3600元,夠吃夠用。這些活不吃力,我也很高興,能為國家做點好事。我的願望就是下一代記住歷史,勿忘國恥,振興中華。』
他還告訴記者他的『生死觀』:『當年,我沒有被殺死,經歷了這段歷史,對我來說,就是好好活下去。』
雖然已是76歲高齡,白發蒼蒼的阮定東老人,作為今年新認定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還成了健在100多名幸存者中最年輕的一位。早上剛剛去『哭牆』摸過爺爺的名字,他說話語氣還有些沈重。
『爺爺的名字上了「哭牆」,了了我一樁心願。』他說。
今年7月,阮定東的爺爺的名字阮家田,作為新增遇難者名錄中的一個,被刻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黑色石壁中,阮定東一家人有了祭奠親人的地方。
一邊揉著自己的腦袋,一邊囔囔抱怨找不到紀念館出口,今年83歲的劉素珍本想去紀念館工作人員那裡諮詢醫藥費報銷事宜,不曾想迷了路,還一頭撞在玻璃門上。
『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了,現在來都有些氣喘了。』她感嘆著。
老人今天四點半起床,獨自一人,拎著布袋,提著小板凳,轉了一趟公交車,趕到紀念館參加集會活動。『兩個小女兒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淮安,不麻煩她們了。』
小板凳也沒派上用場。『(集會上的幸存者們)第一排坐輪椅,我在後面,他們都站著,我也不好意思(坐)。』
說起晚年生活,老人樂呵呵的,笑起來滿臉皺褶,露出僅剩的幾顆牙齒。『看病時,我和醫生護士有說有笑,她們都喜歡我,都說我好,我心態好。』
老人說,自己獨居,平時社區居委會經常打電話來問候,她也經常出門和樓下的同伴們曬太陽、聊天。
『現在的生活和過去已經不能比,過去太苦了,現在太好了』,但她又伸手去摳眼窩中的淚水。
沒說多久,老人起身,提著小板凳,佝僂著腰走出門去趕公交車,並婉拒記者護送的請求:『沒事的,我能行。』 (記者朱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