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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帶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如今還可以補一句,不回家過年的未必不是孝子。對於『過年回家』這個中國人本不該遲疑的概念,在京工作的湖北青年許駿卻徘徊在回家的路口望而卻步。『32了,沒成家、也談不上立業,一回家過年,親戚的各種關心讓人煩惱,同學聚會越來越像「成功人士表彰大會」,還少不了年貨、禮品和不菲的紅包支出。為這,遲遲沒敢買票。』近鄉情怯,『恐歸族』怕什麼?有家難回,子女和父母誰更受傷?
是家鄉也是江湖回家團圓有三『怕』
有著相似糾結的年輕人不止許駿一個。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異鄉打拼的中青年群體中,『恐歸』成為『節前綜合癥』的最典型表征:一方面,在都市生活重壓之下的人們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在外的游子也想暫別漂泊流浪的孤獨感;另一方面,家鄉鄰裡親朋殷勤熱情的關懷甚至逼問有時又不禁讓人汗顏。
一怕,家長式盤問。
結婚了嗎、朋友怎樣、收入多少、房子多大,這類問題屬於例行盤問,考驗著每個歸家人的耐性,打磨著游子思鄉的熱情。『重復著同一個答案,一開始還硬著頭皮,到後來答到麻木,就是有點寒心。』胡小慶在朋友圈中發布了一條消息:『不逼婚,咱們還是親戚』。更有人吐槽家庭聚會最悲催,親戚們期待的眼神裡往往帶著些許問號,直逼餐桌前你的身上尋找答案。
二怕,『逆文化衝擊』。
後天建立起的觀念、方式和習慣在家鄉是行不通的,那個江湖有它自己的邏輯。面對瑣碎的審視,平日小心翼翼堆積起的海市蜃樓在現實面前瞬間崩塌。獨立電影雜志的一個女編輯笑著說:『自以為是的活法和所謂的風尚,會讓姑媽大姨笑掉大牙。』
三怕,一事無成之『殤』。
王小恬很難忘掉馬年春節那次不夠體面的還鄉。連端茶、寒暄都不會的她遠遠不及口齒伶俐、早早嫁人的堂姐更討人歡喜。終於有機會陪外甥去唱歌、諾長的歌單除了『時間都去哪了』之外一支也不會唱。同學聚會攀比之後的失落讓她感覺『相見不如懷念』。『五年前一意孤行到動批開鞋店,沒賺到錢,來年還不知能不能租到店鋪。留下生活也艱難,回家又無法融入家鄉的環境裡。』
處在『回鄉——強加的善意』與『不回——孤獨的牽掛』的拉扯之中,家在異地的中青年群體身心俱疲。
媽媽盼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錦還鄉』
不論是『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對母子感情的刻畫,還是魯迅的《祝福》中對年味的渲染,都讓人無法忘記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人們對『鄉愁』的留戀和『年』字帶來的精神意味。
如今,回家團圓被賦予的更多的是一層情感價值。只是,那個鄉愁熟悉又陌生:閏土不再是那個閏土,少爺也不是那個少爺。像一名媒體人說的那樣,鄉愁作為一幅腦補後的畫面呈現,至於現世中,無人替你著色,無人陪你實現。
年,越來越安靜。與親人情感互動的虧欠被毫無新意的物質所彌補,橫亙於兩代人價值觀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越來越深。『在外打拼時常常有好多話攢著等回家跟爸媽說,真回來了,反而說不出話來。爸媽的叮囑不管同不同意,都會點頭稱是,自己心裡卻另有一套。交流太少,隔閡越來越深。』許駿說。
生存壓力不僅剝奪了中青年人快樂生活的權力,也剝奪了他們相聚團圓的勇氣。『不是不孝,也不是不願回家,是沒混出名堂沒臉回家。』顏面,拉遠了人情的距離。然而對於父母來說,這些都不成問題。
『過年就是要團圓,沒有孩子的節日不圓滿。年輕人工作忙,平時對孩子的擔懮,還希望借著過年這個機會好好溝通、紓解紓解。總要面對面聊聊情況,知道孩子做什麼、想什麼纔放心得下。』劉女士說出了那些為子女生活狀態牽腸掛肚的父母的心聲,過年也給兩輩人的溝通交流提供契機,盼團圓也是盼著與子女拉進心理距離。
『我們要的並不多,就是一家人其樂融融一起過節。孩子方便就回來,孩子不方便我們就過去。』兒子在北京成家的范美蓉說。
綜合父母一輩的說法,『媽媽在意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錦還鄉。』
專家支招平衡事業生活家是永遠的港灣
關於『恐歸』,有人說是社會人口流動的產物、個人功利主義的體現,有人認為其反映的是中青年漂泊族『留不住又回不去』的窘境,也有人將『恐歸』歸咎於個人經濟狀況引發的心態問題。
專家認為,兩代人價值觀差異、對『同輩壓力』的焦慮或對個人成功的過分追逐、對鄉規民俗的日漸陌生成為『恐歸』的三大主因,此外經濟問題也不失為原因之一。
對於高中畢業離家到大城市求學工作的群體來說,個體主義驅使他們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需要、願望和可能性,但父母觀念較為傳統,價值觀以家庭為本位,習慣對孩子的事情行使決定權和指導權,這兩種觀念產生一定程度的衝突。
此外,同齡群體因生活環境的改變其價值觀也會產生斷裂。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琪認為,在外發展的這部分群體與家鄉朋友的觀點、習慣、人生選擇上產生分歧,但因曾經有相同的成長經歷,『攀比』也避免不了,成為『恐歸』的第二成因。
迫於生活壓力,不少受訪者會產生一種對身份的焦慮,在外打拼如果沒做出成績,就感覺沒法向家人交代。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個體對成功的追逐會更加強烈,然而追逐功利不會成為常態,發展中的問題將通過社會自帶的調適功能解決,這種趨勢將隨著個體對道德回歸的需要而改變。
對此,劉琪建議應重新審視成功的衡量標准,平衡好事業與親情的關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則認為,大城市中的個體通常是一種原子式的存在,人類擺脫不了對家的情感上的依戀,還會像『候鳥遷徙』那樣產生回歸家庭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