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當代中國最宏大、最精彩的故事。中國人怎麼想、怎麼做，中國向何處發展、未來前景怎麼樣，都體現在中國人民追逐夢想、實現夢想的故事之中。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在加深，中國道路愈來愈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這為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可能會說，『學問之事，本無中西』。錢鍾書先生也曾經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這樣說來，研究是不是就是『為知識自身而求取知識』、『為真理而求取真理』？那我們做研究的價值該如何體現呢？是在高等級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還是拿到了多少國家級的科研項目？還是說做研究真的只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欲嗎？

　　對學者而言，與普通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學術應當是一種事業追求。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一種追求，學術就會受到很多的乾擾。然而，如果學術脫離了實踐，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尤其是我們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的一個主要特征在於我們的實踐不在於人造的實驗室，而在於活生生的社會現象。我們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對社會沒有認識和了解，缺乏實際經驗，雖然可能擁有相當多的書本知識，讀過許多中國的書本和外國的書本，但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了解治國的艱辛，不了解人民群眾的實際要求，因而對書本的東西缺少鑒別力，唯『東教官』、『西教官』、『古教官』是從，建言立論往往與實際相去甚遠。想想看，如果一門知識或一門學問不能為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有所貢獻，知識的意義不能為多數人所認知和理解，我們所追求的知識又有何用呢？作為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知識分子有責任、有義務、有能力讓知識更科學、讓人類更理智、讓社會更和諧。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文明成果，但是，學習借鑒不等於簡單的拿來主義。如果我們依舊對西方學術抱有盲目崇拜心理，忽視我國的實際現狀和自身傳統，不僅折射出對自身學術水平的不自信，更易陷入『追趕者陷阱』。紮根在中國大地上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研究西方理論和學說的目的，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各種理論和技術，更不能搞『全盤西化』和『全面移植』，而應是在學習西方各學科領域的理論和技術的同時，探索其內在的歷史的演進邏輯，並立足於其所處現實和傳統中，發現立論依據和邏輯起點，總結出屬於中國的理論體系，這纔是中國學者對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

　　作為一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是要耐得住寂寞，做學問是需要誠心誠意一絲不苟來對待的，甚至要在荒僻的江野，老舊的房屋中進行。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不應該有經國濟世的情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要注重自身的立場，處理好科學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如果我們單方面承認和主張淡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那這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願望，就只能意味著妥協、放棄和服從。

　　培根說『知識的合法性在於功用』。學術立功、立德、立言之功效自古到今仍不失色，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能一味仿效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心境，而要更主動地走進社會實踐，將我們的知識和研究心得貢獻於社會，造福於社會。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而我們的『義』之所在就是必須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的『兩為』方向，用專業的眼光和學術的視角，通過通俗而又入理的語言進行公民化表達，能用清晰的理論思維、獨到的研究視角和精闢的學術話語分析社會已有的或預測即將出現的公共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既需要高尚者寂寞而又孤獨的探索，更需要『勇於實踐』的勇氣。如果我們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

　　2014年，一個叫赤崎勇物理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回想1981年在半導體國際學會上，當他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時候，整個會場沒有產生任何反響，甚至沒有一個人有興趣就該研究成果向赤崎勇發出提問。這位如今的諾貝爾獎得主這樣描述了自己當年的落寞：『我孤身一人，在荒野前行。』我想作為一個研究者，我們都應該有在踏上學術這條『孤高之路』的准備，只不過在我們路上，我們並不孤單，因為為國為民的理想鼓舞著我們相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