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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祥林案能否助推司法改革
——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
佘祥林案不是偶然，只是近期暴露的一系列案件的縮影,其中暴露出當前司法體制的種種弊端，也給我們指示了司法改革的若干路徑
中國新聞週刊：有人說佘祥林案可以成爲展現當前司法制度弊端的一個標本，您對此如何看？
陳瑞華：佘祥林案的確集中反映了司法制度的種種問題。
第一，違法偵查似乎已經成爲公安機關辦案的一種模式了。從媒體報道就可以看到，每遇到大案要案的時候，公安機關總是對犯罪嫌疑人經過幾天幾夜的突審，拿下了口供，根據口供偵破了案件。這幾乎成了一種模式。
這反映什麼問題？爲了破案，法律規定的給被告人的睡眠、吃飯、基本生理需要等權利，完全都不顧及。這樣在偵查階段就開始醞釀着冤假錯案。
第二，一審程序名存實亡。被告人也請了辯護律師，也做了無罪辯護。但是在一審判決書裏，對被告人的辯護一個字都不提，不做任何迴應。這一點體現了中國刑事一審程序的特點：我概括爲書面式的閱卷程序。法官在開庭前已經把案件閱覽了，開庭時迅速結束法庭審判過程。沒有證人出庭，也沒有鑑定人出庭。主要都是書面審判。在這樣法庭審判中，被告人的辯護沒有太大意義。
這種法庭審判的特徵就是，檢察官提交的指控書和有關證據成爲壓倒一切的依據，除非被告人能夠拿出最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無罪，否則一律被推定爲有罪，這是一種典型的有罪推定。因爲法官就是以認爲被告人有罪來進行審判的，他已經接受了檢察官的觀點。尤其在重大案件、影響複雜化的時候，外界壓力大的時候，法庭審判會迅速地、徹底的儀式化，這是冤假錯案的又一個直接原因。
這樣偵查階段出現的錯誤不僅未被制止，反而從非法走向合法，從未確定的狀態走向權威的法律結論。
第三，暴露出二審的瑕疵。湖北高院兩次受理上訴，兩次發現證據不足，發回中院重審。檢察官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有罪，二審本來應該“疑案從無”。但事實上，雖然二審法院沒有直接維持死刑判決，但發回重審等於讓一審法院繼續拾遺補漏，實際發揮刑事追訴的作用。
從判決“留有餘地”的角度來看，二審法院的初衷是值得同情的，因爲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權威判決無罪。但我絕對不贊成“疑罪從輕”的做法，這是拿公民的生命、財產、自由爲代價，來做政治上的交易，以此來維護自己(司法機關)的地位、權威。
現在的法院竟然已經可悲到爲自己“疑罪從輕”辯護的地步。湖北高院發回重審，遷就了政法委的意見和所謂“民意”的壓力，是錯案的又一個伏筆。
第四，荊州中院迫於壓力判處佘有罪，是市縣兩級政法委給法院施加壓力的結果。既然判不了死刑，判一個15年——有期徒刑的最高等級。故意殺人本應該判死刑，這本身就說明所謂降格處理是違法判決。這樣的判決是畸形的怪胎，一方面違背了法律，另一方面不能自圓其說。
這是佘祥林冤案的直接原因。四個環節，哪個環節把好關，佘都不至於被冤枉。但恰恰我們在四個環節上都存在問題。
我們可以發現，佘祥林案不是偶然案件，只是一系列案件的縮影而已。這種案件的發生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是必然的。而案件的糾正則是很偶然的。我們的目的是要靠制度糾錯，而不是靠偶然的因素防錯。
中國新聞週刊：要防止佘祥林案以及類似悲劇重演，我們的司法制度應該如何改革？
陳瑞華：佘祥林案和其他類似的冤案要求我們應進行兩個層面的改革，一個是刑事程序改革，一個是司法制度改革。如果不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這種冤案難以避免。
一、對公安機關的偵查體制進行改革。目前偵查程序，可謂是祕密操作，不透明、不公開。嫌疑人孤零零地面對偵查人員，審訊中的違法、罪惡現象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第一，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徹底改革。訊問場所必須受到嚴格約束，絕對不能把嫌疑人任意提訊出去，否則刑訊逼供難以防止。第二，訊問的時間絕對不能超過8小時，超越了生理極限就是變相刑訊逼供。第三，訊問時一定要建立律師在場權制度。包括搜查、扣押也需要律師在場。現在有的地方在試驗審訊過程錄音錄像的制度。有了這些保障，刑訊逼供的機率會大大減少。
二、改革目前的法庭審判程序，尤其是一審程序。最理想的模式是檢察官的案卷一點不讓法官看，所有的證據當庭出示、當庭辯論，防止法官偏聽偏信。在國外這叫起訴狀一本主義。所有證人都要出庭，一切都在法庭上指證。只有這樣，法庭才能發揮攔截作用，把冤假錯案攔截在法庭之外。
三、建立證據規則。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已經到了沒有證據規則的地步了。
舉個例子，佘做了4次供訴，每次講的殺人手段都不一樣，辯護人也指出了其中有重大違法、不合情理的地方，法院竟只採納其中的一次供訴。這還有什麼遊戲規則而言呢？法官享有無限的自由裁量權，他想用哪次口供就用哪次。他想用誰的就用誰的。爲了定罪的目標，採用對定罪最有利的證據，不關心證據的關係，只關心結果。
此外，本案中“良心證人”作證居然遭到迫害。讓證人出庭作證，難道不是防止冤假錯案最好的一種方式嗎？
四、二審制度應該徹底改革。中國是世界上審級較少的國家，使得二審名存實亡、形同虛設、流於形式。
目前，不開庭只閱卷審理已佔二審案件90%。不開庭等於讓人家辯論的機會都沒有。二審不敢承擔正義，規避責任，把大量的風險、矛盾推給下級法院，下級法院就會製造出更多的非正義審判和更多的冤案。
五、建立三審終審制。在死刑案件中，可最先試行三審終審制。湖北冤案如果能到最高人民法院，那麼冤案錯案的機率就小得多了，
我的判斷是，死刑覈准收回最高法，已經成爲定論了。但死刑複覈不是第三審，這應該是第一步，但不應該是最後一步。
中國新聞週刊：中國司法界正熱烈討論司法改革問題，一些措施也在實施……
陳瑞華：我看到真正的大規模司法體制改革幾乎停滯。死刑覈准只是權力收回而已，並不能叫司法改革。包括審判委員會改革、司法鑑定改革、人民陪審員改革，嚴格說來都不是改革，而是工作方式的調整。
從長遠來看，司法改革除上所述，還可從以下幾個大方面入手：
第一，必須考慮在偵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審查機制。對剝奪公民權利的逮捕、扣押、羈押，不能讓檢察院批捕，公安機關自己執行。應該設立中立的司法法官和預審法官，防止由偵查機關自己充當裁判。
第二，把羈押權和偵查權徹底分離。把看守所從公安機關剝離出來，由中立司法機關統一管理。只有中立機構掌管羈押權，才能防止濫用暴力刑訊逼供、超期羈押、濫用權力、迫害律師等情況發生。
第三，考慮逐漸實行檢察引導偵查的制度，這是刑事司法未來的趨勢。由公訴人員制約偵查，對偵查有一定的指導權。今天公安機關的偵查，是不受檢察院制約的。這邊還沒有公訴，那邊就封自己立功嘉獎了，而到頭來可能是冤假錯案。
最後，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儘可能地維護法院的獨立審判權。獨立審判權是法院的生命，沒有獨立審判，法院就不能成爲正義的堡壘，可能就會屈服於外界的壓力，這是中國冤假錯案根源。佘祥林案是活生生的教訓。
同時，一個獨立的法院，更需要監督和制衡，否則就會出現司法失衡和腐敗。
對法官的監督，應主要來自訴訟體系內部的制衡，讓檢察官、辯護律師對法官形成足夠壓力。三審終審，就對法官施加了更多的壓力。在監督方面，應更多地通過審級來監督，不要輕易動用人大、政法委、輿論、民衆。絕不能對審判活動本身橫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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