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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萌
王國慶
CCTV《新聞會客廳》7月13日播出“國新辦副主任王國慶：新聞發言人剛及格”，以下是節目內容。
李小萌：觀衆朋友您好，歡迎來到《新聞會客廳》。在這一週的節目裏面，我們向您介紹了四位新聞發言人，不知道您是不是對新聞發言人這個職業有了更多的瞭解，還是說有了更大的好奇心呢，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帶着我們更進一步地瞭解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和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讓我們掌聲歡迎王國慶主任。歡迎您。首先您要給我們講一講，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新聞發言人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王國慶：這些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把推動建設我們政府的新聞發佈制度和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爲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推進。
李小萌：這四位您都熟悉嗎？
王國慶：都熟悉。
李小萌：他們在我們的要求之下把他們心中所理解的新聞發言人是怎麼回事，都寫下來了，比如說鐵道部的王勇平說最重要的是誠實、機敏、自信，教育部的王旭明說新聞發言人是個駕橋人，上海市政府的焦揚說平常心最重要，衛生部的毛羣安說新聞發言人是一個組織機構與公衆有效溝通的通訊員。
王國慶：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在詮釋新聞發言人的職責和要求，應該說他們走過的歷程也是我們這幾年政府新聞發佈工作所走過的路，我們這個政府新聞發佈工作有較大的發展或者里程碑式的變化是在非典之後，毛羣安他們這個是首當其衝了，當時大家也都知道，由於信息的不對稱，造成了無論是在醫療上也好，在公衆心理上也好，應該說我們是吃了大虧的，通過這個之後，我們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推動這塊工作的時候我們就感覺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我們很難，你要請一個部委的負責同志來開發佈會、打電話、正式去函，通過其它場合再去，有的時候說是求吧，但是非典完了以後，逐漸發生了變化，不是我們去求，有很多情況是返過來了，要求我們開發佈會，從2006年開始，毛羣安也好，王旭明也好，他們這兩位所在的衛生部和教育部，就開始定時定點自主發佈，我們叫做給他起了一個詞，叫自主發佈，不是被動的，而是每個月到那天他就站在發佈臺上，面對媒體，面對公衆發佈信息。
李小萌：和2003年的時候相比，您的身份角色有變化嗎？
王國慶：當然變化是像我本人退到幕後的多一些了。
短片1
今年55歲的王國慶已經在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七年。2003年，全國剛開始全面建立新聞發佈制度，不少人發現，在其他部委召開新聞發佈會的時候，作爲國新辦副主任的王國慶，更多的時候，是站在新聞發佈臺上的主持人。
同期：我想大家可能對我說的不感興趣，大家可能對盛署長說得更感興趣。
王國慶：開始的時候，我也經常出來主持新聞發佈工作，各部委舉行發佈會，希望我們能在臺上坐着一起陪着。
李小萌：是希望打打氣呢，給一點安全感呢還是什麼？
王國慶：當然也有這方面的考慮了，下面坐着的記者提問的時候，有的時候實在不行了，我們該擋的時候也得擋一擋。
李小萌：您當過擋箭牌？
王國慶：備在那兒的，事實上沒擋過。
李小萌：您逐漸從臺前慢慢退到幕後，這個變化說明了什麼？
王國慶：說明新聞發佈的這種形式在不斷成熟，像毛羣安、王旭明，包括焦揚他們舉行發佈會他不需要一個主持人，先是我退出，從臺上退下去。誰在發佈新聞誰就在臺上。我們現在新聞發佈工作經過這麼些年，因爲我們現在強調的並不是簡單的一個新聞發言人，你是不是適應這個崗位，或者是能不能非常自如地應對各種發佈會上出現的這種各種情況，而我們重點是放在制度建設，要推動我們整個國家政府，包括黨務信息發佈的整個制度建設，跟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所以現在到了這個階段，我覺得我們現在制度已經建立了，進入一個完善和提高的階段。
李小萌：如果說理想狀態是十分的話，現在是幾分？
王國慶：現在應該說已經及格了，只能說及格，因爲總體水平是及格了，這麼大個國家，我們那麼多的部門，那麼多的機構，只有幾個新聞發言人在那兒發言的話是不夠的，現在政務公開條例已經有了，政務公開、信息透明，現在在這兩年在着力推動的，也就是要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要具有一定的新聞素質，要具有一定的媒體意識。
短片2
同期：于幼軍(山西省省長)：對發生在我省運城、臨汾、晉城一些“黑磚窯”的刑事犯罪和非法用工行爲，作爲一省之長，我難辭其咎，深感內疚和痛心，在此，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傷害的農民工兄弟及家屬表示道歉。
這段道歉被媒體廣爲採用，而在此之前，山西政府所做的許多工作卻不爲人所知。早在4月20日，山西運城警方就已經接到有關非法用工的報警，並解救了27名民工。之後警方又再次解救了47名民工，並組織了一個星期的打擊行動。這些工作，人們當時並沒有從當地政府部門官員口中聽到。
而當地政府部門在作出首次公開表態時，距離媒體報道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月。
王國慶：像黑磚窯這個事情，後來我知道山西省的領導同志就輿論引導工作的問題做了檢討， 4月份的時候這個事情已經出來了，而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對這個事情應該說高度重視，已經在採取，後來組織了專項行動，在打擊和處理這些問題，但是沒有想到應該藉助輿論的力量來幫助他們把這個工作做好，我們不能把輿論只是單純作爲一種信息供大家瞭解情況，是形成一種像這個如果能利用好，形成一種社會輿論，開始的時候如果他們能有這個意識，就利用新聞發佈會，利用通氣會，利用組織媒體採訪等等各種形式，把要表達的這個信息，把他們的舉措告訴公衆的話，我想公衆是會理解的，我們山西也好，中央也好，黨和政府對這種行爲，對於這種犯罪行爲態度是明確的，措施也是堅決的，而不會形成後來互聯網上有一些非理性的表述，我想這些東西可能就不會有了。
李小萌：政府在披露上錯失了什麼？您給我們分析一下。
王國慶：發生突發事件，我們比較習慣的做法就是等事情處理完了以後再說，比如像煤礦發生爆炸，媒體去採訪的時候可能你們經常會遇到這樣，有擋駕的，他不是給你提供信息，就把你擋在外面，跟你們說的可能是現在你們別添亂，我們現在得先救人，我們先搶險，把媒體，把記者轟走，然後去把事情處理完了以後回過頭來說這是怎麼回事，以前好像基本上是這麼個做法。我覺得現在我們在處理突發事件的時候，一定要把如何做好輿論引導工作作爲處理突發事件的一個重要的或者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不能等着輿論有反應了，我再來研究方案，我再來提出工作措施，晚了。
李小萌：我們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想，當有這種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不對外講，就是說報喜不報憂的話對自己有好處，是不是真有好處？
王國慶：也有地方的新聞發言人在培訓的時候，他們曾經也有這樣的說法，說現在發生在一些地方的這種所謂的不好的事情，有90%都能用那個詞兒，捂，都能捂住，只有10%倒黴的給披露出來了，那個時候我想這個是在信息傳播還受到比較大的侷限的時候是這種情況，現在越來越難了，一個互聯網，傳遞信息，那是以秒計算的，而且上面可以圖文並茂，包括現在是聲音，活動畫面都沒問題了，另外還有手機、短信，可以打電話，手機上面可以傳照片，還可以傳畫面，有了這個以後，你還想要把它捂住對自己有好處，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天真的一種願望了。比如說像松花江上次哈爾濱的停水事件，當時黑龍江也好，是省裏面也好，哈爾濱市也好，確實他們是出於一種善意，怕停水的直接原因告訴大家，會引起社會恐慌，所以後來他們省裏面領導說，撒了一個善意的謊言，但是我們應該看，從媒體、從社會輿論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善意的謊言對黑龍江的形象損害是非常大的。
李小萌：善意的謊言這背後的原因都有什麼？
王國慶：當然這裏面前面你提到了也有這樣的問題，還是要解決一個政績觀的問題，我們中國人也有這個習慣，覺得報喜不報憂，這也不是現在我們新的產物，這個一直是延續下來。
李小萌：從2003年非典到2007年黑磚窯事件我們看到儘管這個事件過去了，但是還是會看到這樣的現象出現，爲什麼有這樣的現象，我們要請教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
毛壽龍：我想最關鍵還是它背後發生的一些基點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說我們官員往往是傾向於，你要好好做官，不要去亂說話，這是官員一個非常重要的普遍準則。因爲媒體只能是關心一個時間，一段時期裏面只關心一件事情，不可能關心那麼多所有的事情，所以誰被碰着了，誰就是倒黴，誰沒碰着誰是幸運，大家都押這個寶，你說出去說得不好和不說被人發現，效果是差不多的。
李小萌：但這種心理要扭轉的話容易嗎？
毛壽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我們醞釀那麼多年，今年終於出臺，明年開始實施，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說也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法律基礎，碰上什麼事情必須說，如果不說我是失職的，就不用說我爲上級擔憂，上級說你怎麼老把難題推給我，老百姓說你們怎麼政府老製造恐慌消息，或者說善意的謊言大家也不接受等等，所以有一個法律一下子解決了大家的很多困惑或難題，慢慢會進入正軌。
王國慶：我們說信息公開條例有了，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所以黨中央國務院對這一方面的工作現在越來越給予重視，這個重視程度應該說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說國務院現在已經制定了各種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每個應急預案裏面我都注意到都有信息發佈這一塊。
李小萌：當有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人們特別需要信息及時公開，當有一些制度推出的前後人們有信息飢渴的時候，我們再來看一條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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