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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加入黨組織的福州市非公企業新黨員在黨旗下宣誓。
上世紀中國國門向世界敞開之初，魏建華加入中國共產黨，宣誓要爲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十多年後，她開辦了自己的化學制品公司，成爲了一名私營企業主。
根據中組部的統計，截至去年底，全國非公有制企業中中共黨員達286.3萬人，還有81萬名中共黨員來自個體工商戶，魏建華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事實上，自上世紀90年代國家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以來，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的一些黨員幹部“下海”成爲社會熱議話題。
“我們這一代共產黨員的思維相當開放，我們做工作，希望從實際情況出發。”魏建華說。上世紀80年代初，魏建華進入一家國家級科研所工作，無奈當時的研究所更在乎學術論文的發表，渴望儘快把科研成果市場化的她最終選擇了自己創業。
1993年，魏建華憑1萬元資產起家，經過十多年經營，公司已發展成爲年銷售收入過億元的集團化企業。她的僱員達到了320多人。
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要求消滅剝削，建立公有制；私營企業主採用私有化的經營方式。對於這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魏建華有着不同的理解。
“個人而言，我覺得企業盈利的多少體現了經營者的能力，關鍵在於如何合理分配這些利潤來回報社會。”魏建華說，“我成立公司沒向國家要一分錢，公司卻爲社會提供了就業崗位，爲消費者提供了產品，並擔負了社會責任。”
中國知名非公企業經營研究專家、北京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系教授劉平青認爲，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的存在是正常的。企業的體制是“公”是“私”，僅僅是經營方式不同，目的都是促進社會發展。“當然，私有體制也需要稅收等配套體制來完善。當企業的資本和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要開始考慮社會責任等問題。”
“很多共產黨員在黨組織活動中鍛鍊較多，素質也相對比較高，這對企業經營也有幫助。”他說。
魏建華認爲“私有財產應該讓人民大衆受益”——這與共產黨的核心理念“爲人民服務”是一致的。她依法向國家繳稅，按時發放員工工資、福利，參與社會慈善事業。作爲董事長兼總經理，她的收入也是每個月的工資，而這些年公司的贏利幾乎全部用於了公司的發展。
在2003年非典期間，魏建華放棄了幾十萬元的外地訂單，全力保證北京市場洗手液、消毒液等商品的充足供應，並且在個別商販私自擡高價格的時候，實行洗手液“買一贈一”的政策，起到了“平抑物價”的作用。
“我覺得自己不是純粹的商人，當商業利益和社會責任發生衝突時，放在第一位的肯定是社會責任。當然這並不是只有我纔會這樣做，事實上在中國有一大批的私營企業者都會這樣做。”魏建華說。
目前，中國逐漸出現了約有5000萬人規模的“新社會階層”，他們中大多數來自非公企業，還有一些自由擇業知識分子，他們掌握或管理着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着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並直接或間接貢獻着全國近1／3的稅收。
長期研究非公經濟黨建工作的劉平青介紹說，創辦企業後入黨的私營企業主並不多，90%的黨員私營企業主在創辦企業前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
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公佈的“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及分析”顯示，私營企業主在力求經濟上有所作爲的同時，對政治參與表現出了濃厚興趣。有28.8%的私營企業主認爲“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最爲光榮，許多私營企業建立了黨支部。
然而，社會上對私營經濟的偏見難免存在，甚至在一些人眼裏，“私營企業家”成爲“唯利是圖”的代名詞。魏建華雖然創辦企業十多年，卻一直不願被稱作私企老闆，“好像我成了剝削階級似的”。
“公司剛成立那會兒，我們給商場送貨，得把營業執照裏的‘私營’兩字遮住了複印，商場看到是‘有限責任公司’才讓賣我們的產品。”魏建華說。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等新的社會階層首次被定位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情可以用‘感動’來形容，我一下子覺得自己存在價值得到了承認，政治地位明顯提高了！”魏建華說。
今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魏建華這位黨員私營企業主對未來充滿信心：“改革的大門打開了，就一定不會關，相信不久的將來社會各界對私營企業的態度會更加寬容和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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