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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劉文惠
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易彬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
著名音樂人竇唯因對新京報的報道不滿，於2006年5月10日到該報交涉未果，一怒將報社內的電視、電腦等摔砸在地，並一怒將報社門前的一輛轎車點燃。當天晚上，警方初步認定竇唯的行為涉嫌縱火，將其刑事拘留。5月26日，竇唯被取保候審離開看守所。在時隔1年多後，2007年8月2日，竇唯向媒體證實從法院拿到了檢察機關起訴書。
竇唯案有什麼內幕細節？檢察機關起訴時對該案如何認定？今日下午，正義網邀請北京市宣武區檢察院公訴處檢察官、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與網友就竇唯案件在線交流。
主持人：各位網友,下午好！竇唯大鬧新京報怒燒汽車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請來了3位嘉賓，這兩位是北京市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劉文惠、易彬，這位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我想讓劉檢察官從起訴認定這個角度給網友介紹一下案情。
劉文惠：竇唯這個案事實是這樣的，在2006年5月10日11點多，被告人竇唯在本市的宣武區永安路106號，北京新京報報社內，因為對該報有關他的報道不滿，所以將報社的電腦、顯示器、DVD等物毀壞，經鑒定，這個價值是1644元。同日的下午的18時許，被告人竇唯又在新京報社門前，將新京報記者周松的汽車上潑撒汽油點燃毀壞，這個損失價值是5379元。事後，被告人竇唯立刻撥打110報案。本院認為被告人竇唯無視國法，其行為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5條的規定，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我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的規定提起公訴，要求法院追究被告人竇唯的刑事責任。
主持人：從犯罪構成來說，為什麼我們認定他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而不是縱火罪。
劉文惠：縱火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是不同的罪名，一個是輕罪，一個是重罪。被告人竇唯主要是選擇以放火的方法毀壞汽車，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但是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認定公共安全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區別。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竇唯在放火毀壞財物之前，主要是與新京報發生了矛盾，剛纔我說的過程中也提到了，因為對報社的報道不滿，砸毀了部分電視機、DVD，保安不讓他再進入報社，他在無奈之中買了一瓶汽油，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准備燒車了。當時前面有保安，保安發現他包裡有一瓶汽油，不多，發現他有要燒車的這個跡象，這時保安都准備好了，你要燒車，我們就立即用滅火器滅火。
劉文惠：從這方面來說，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我們考慮到：他的主觀動機來說，還是以報復或者是損壞財物為主，他損壞的財物還是一個特定對象，這輛車前風擋下有一個新京報社的牌子，他的主觀目的還是毀損，從客觀表現來說和他的主觀交代還是能相互印證的。他燒毀車輛的行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這一點是特別不確定，咱們指控他放火罪的證據就不是很清晰，所以檢察機關是以故意損壞財物罪認定的。
易彬：縱火這個詞，在刑法規定上沒有縱火，只有放火罪。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危害公共安全，放火罪在刑法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種，放火的行為是足以危害不特定人或者是財產的安全。在這裡劉檢察官也介紹了，他實際上危害的就是特定的物，而且從特定物擺放的位置、汽油的量和保安拿著滅火器來看，著起火來對其他的房屋或人員的危害程度不大，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覺得他不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要特點，更像是故意毀壞財物。
主持人：這個案子從去年到今年起訴，時間差不多將近一年多，這一年中公安機關是怎麼做的，是不是符合法律上的一些規定？
劉文惠：這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8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在取保候審期間不得中斷對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理，竇唯這個案件是在去年的5月10日立案，5月25日公安機關對其采取的取保候審的措施，在這個期間，公安機關做了大量的偵查工作。在今年的3月30日，這個案件由公安機關移送到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在審查起訴期間，檢察院根據此案的實際情況和法律的規定退回補充偵查一次，延長審案兩次，在今年5月25號決定繼續對被告人竇唯取保候審，所以7月23日進行公訴，在這個期間內本案是在法定的期限內審理的。
許身健：我感覺犯罪一般是秘密性的，不會讓別人知道，竇唯這個案子跟普通的犯罪還不大一樣，他這種犯罪在到現場的時候，實際上很多人都看到他了，他想怎麼做別人都知道了，我個人感覺，偵查的難度、取證難度不大，拖了這麼長時間，是不是有一些隱情的，是不是處理起來有拿不准的地方？
劉文惠：這個肯定有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觀點，因為案件是千變萬化的，法律規定不能包羅萬象，剛纔教授說了，他會明目張膽地做，實際當中取證又是自首的，取證相當的簡單，對於定性問題來說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許身健：在補充偵查的時候，我覺得偵查的問題不是很大，他有自首，目擊證人也有，證人、證言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定性和偵查、證據的問題有沒有分開，我只是隨便問一下。
劉文惠：補充偵查的第一點，他燒車到底基於什麼樣的主觀目的，是不是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燒車的時候有當時報社的記者，全面把他的行為給拍下來了，他燒這個車的前面有一輛汽車，燒車的右上方有一個變壓器，他這個火能不能足以使變壓器爆炸，使本車爆炸了，地點是在一個馬路邊上，肯定會危及到不特定人的安全，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弄清楚了，我是從這一點上考慮的。
劉文惠：補充偵查的第一點，他燒車到底基於什麼樣的主觀目的，是不是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燒車的時候有當時報社的記者，全面把他的行為給拍下來了，他燒這個車的前面有一輛汽車，燒車的右上方有一個變壓器，他這個火能不能足以使變壓器爆炸，使本車爆炸了，地點是在一個馬路邊上，肯定會危及到不特定人的安全，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弄清楚了，我是從這一點上考慮的。
易彬：我補充另外一個，你們最感興趣的，為什麼一年多，我想說的是，為什麼會取保候審，是個什麼法律規定，取保候審的法律時限又是怎麼規定的。在公安機關，它是有權決定對犯罪嫌疑人采取什麼樣的強制措施，取保候審是咱們國家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五種強制措施之一，在公安機關最長的可以是一年。按照人民檢察院的刑事訴訟規則，如果需要繼續對他取保候審還可以一年，當然不是說這一年就隨便把這個案件放下了，我們偵查的工作、起訴工作都是不允許中斷的。當然對一些有主觀侵害是建築於客觀行為之上的，有一些是他就不能夠印證的，那就需要我們檢察官特別主動地工作，或者是通過其他的方式在去搜取證據，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對於任何一個案子，在定性當中，過來的是這個，為什麼起訴這個，我們必須把證據弄得特別紮實，所以還會退回補充偵查，自己又自行偵查，有這樣的工作。
主持人：剛纔閑聊的時候，是咱們主動要求做司法鑒定的？
劉文惠：這個沒有，這是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是在去年的12月5號做了司法精神病鑒定，結果他是負完全刑事責任的人。
許身健：其實說實話，我還算竇唯的一個歌迷，原來在黑豹的時候，他唱的也是不錯的。王菲和他都是北京人，原來我也跟學生們講這樣的故事，王菲對竇唯還是不錯的，王菲從香港回來的時候，還住在他們家，去公共的衛生間，排著隊，在香港是絕對不可思議的。這就說明什麼，說明竇唯從唱歌來講是非常不錯的人，跟一般的歌手也不一樣，他唱的歌是搖滾，個性也比較強，這兩年，我也關注過，也算是一個歌迷，他婚姻生活也不是非常幸福。實際上竇唯這個事，跟香港記者有一定的衝突。那是前幾年的事，竇唯有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時候，心情非常郁悶，有個香港記者過來就說，你是不是被王菲給甩了，他就非常生氣，用水潑了記者一臉，這個事當時鬧得很厲害。他的歌唱事業發展不是很好，婚姻也不幸福，所以內心有一些封閉，跟新京報的記者出現問題，都有一定的關系。所以我想，公安機關對這件事進行精神鑒定，我覺得也是非常正確的，他是這樣一個封閉的人，做出這樣的行為，是不是真的精神出現問題，這跟他承擔刑事責任的關聯比較大，我覺得公安機關這樣做也是非常認真的。
易彬：剛纔提到了放火罪是特別嚴重的犯罪，一談到犯罪，就必須滿足四個要件，對於犯罪主體的要件就必須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這個刑事責任能力，即便是有的人在審理的時候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而犯罪的時候不具備，也可能影響到我們的刑事程序，也要終止。像竇唯這個案子，搞藝術的人，大多數精神上比起常人更敏感。
許身健：我覺得他唱搖滾的跟孫楠他們不一樣。
易彬：所以說放火罪必須年滿16周歲，他37歲沒有問題，對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應當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現在證明他精神上沒有問題，他是屬於能夠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人，他肯定在刑事主體上沒有問題。
許身健：一般來說，在庭審的時候，精神病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抗辯的理由，既然存在的話，就應該早一點做，排除了就更加紮實一點。
易彬：因為是取保候審的，我們可以隨時傳喚他。我們劉檢察官在傳喚竇唯到我們院來訊問的時候，我們看到劉檢察官有嚴厲的一面，也有能夠溝通的一面，就是他怎麼跟他溝通那麼好，同樣是作為公職人員，為什麼他能夠溝通得那麼好。我很佩服。我也挺習慣竇唯前期的音樂，竇唯不屬於我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人，他屬於特執著的人。
劉文惠：對於竇唯所處的環境和現狀，其實一看就知道他存在著很多偏激的想法，甚至對一些問題有些個人的偏見，他咬准自己的認識，就是他正確，別人都不正確。他有些懷疑一切的想法。我前幾天看了一個報紙，不知道是出自哪的，就說到竇唯，說大家都在害他，都是陷他於不義。但是我們接觸以後，因為這個案件是平常一個案件，我們也按照平常的案件對待。不管他是名人也好，還是個老百姓也好，我們給他一個交代問題的寬松條件，你有罪無罪，罪輕罪重，首先以尊重犯罪嫌疑人，這樣的話，他纔能感覺到公訴人比較公正，從內心裡，他想到我要聽公訴人的。我們不僅僅是訊問他，也在給他提供法律的幫助，當他認識到自己行為對社會的危害，對他人的危害，他就能夠從主觀上、客觀上如實地交代，他的意識也比較清楚，終歸他是搞藝術的人，邏輯性也比較強，同時也提出來積極地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有積極的一面，這一面我們也要肯定，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願意跟檢察官說他的心裡話。今天也不便說，他從內心裡就感覺到檢察官對他的幫助，國家的司法機關能夠這麼人性化的幫助、教育，不僅僅是在於知法、認法，而且懂得了我應該怎麼把對他人的損失降到最低。我們檢察機關取保候審之後，每次出去都跟我們匯報，比一般的公民做得都好，這點我們還是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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