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像竇唯這樣的明星，對他的取保候審有什麼限制沒有？
劉文惠：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求他做到四項，從這四項考察中，他基本上能夠做到。不管是明星也好，還是普通百姓，法律面前都是一樣的。
易彬：按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都應該遵守這四條，第一，未經決定機關批准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第二，在傳訊時應該及時到案，第三，不得以任何形式乾擾證人作證，第四，不得毀滅偽造證據。
許身健：實際我們這個限制太嚴了，在國外實際是一個保釋的權利，到底是羈押還是關起來，一般是法官的權利，國外的保釋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取保候審限制的太嚴了，像竇唯的案子有必要關起來嗎，沒必要，影響也不好。
劉文惠：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連續出臺了很多關於刑事和解，為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要從輕處理的，最近又出臺了起訴不起訴案件質量標准，對生活困難偶爾犯輕罪的，都要從輕處理。
許身健：正因為我們前段出現了很多問題，就需要放開一點。
劉文惠：其實這一點也有不同的認識，我也是在刑事一線工作了20多年，現在國家的刑事訴訟政策越來越嚴，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不好把握的東西，比如外地人犯罪，逃跑人的犯罪，我們在工作中經常遇到。公安機關取保候審的，移送到檢察機關了，我們一找，人找不到了，這樣對案件的審理產生特大的影響。
主持人：竇唯作為一個文藝明星，他事務比較繁多，有關系嗎？
劉文惠：沒有，我們不考慮這個因素，我們只考慮案情，法律和案件的實際情況，主要是這兩點。
易彬：假如說貪污10萬元，對這種人，你再忙，拿多少億的工程，那不行，就得給你關起來。取保候審有三個條件，按照刑事訴訟法第51條的規定，什麼樣的人能夠取保候審，第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第二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害性的；第三是應當逮捕但患有嚴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有這三種條件，纔能取保候審。
許身健：我現場見過他一回，在鳳凰衛視成立10周年的時候，常寬和他，一看這個人就是純粹搞藝術的人，我想他這個犯罪的話，就是一時的衝動。他跟王菲已經離婚了，離婚之後應該有自己的生活，一般來說正常人衝動做的事情，事後會後悔，我就揣摩他的心理狀態就是這樣的，犯罪不假，是一時衝動，肯定一想後悔，後悔歸後悔，他對記者的態度不好，我覺得變不了，畢竟那個人是傷害他的。
主持人：像他這樣，他主觀惡性很小，大家揣測他有這種衝動，導致激情犯罪，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起訴呢？
許身健：我覺得人民檢察院有這樣的權利，起訴或不起訴，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起訴呢，可能要要衡量。在英國來講，就是一個標准，那就是公共利益，並不是說有罪必訴，如果是起訴的話，就是符合這樣的公共利益，我想我們也是一樣，我們不要評論起訴應當不應當，我感覺，檢察機關起訴竇唯的話，這個起訴本身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不同的國家情況也不一樣，像德國的格拉芙，她當時就是犯了一個事，就是偷稅，這在西方是非常重的，但是她就說了，她把這個責任推到她的父親身上，因為她父親是她的經紀人，她父親也認了，德國的檢察機關就是說訴和不訴，要看事後的發展，如果說事後再沒有出現偷稅的情形就不訴了，如果有的話，老賬新賬一塊算，竇唯的犯罪也是要必須受的懲罰，包括拘留、取保候審，已經是一種懲罰了，至於是不是要判罪，他本人肯定不希望判罪，可能周圍的人也覺得不應該，但是檢察機關起訴的話就一個標准，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
易彬：我們已經提起公訴了。
主持人：那個賠償已經做了嗎？
許身健：目前檢察官還沒有這方面的事實依據，但是我們也要求他做賠償，對於賠償的問題，也只是他犯罪以後的一種表現，我能夠積極賠償，確有悔罪表現，在之前如果你不做這個工作，到法院以後還要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你該賠償多少，還得賠。
主持人：對我們案子的後續進展，對案子的結果會有什麼影響？
許身健：一般來說，因為他的認罪態度比較好，事先賠了人家的損失，至少會影響到起訴不起訴的問題，訴了以後，判刑是實刑和虛刑的關系。但是我覺得，說實話，並不是說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間兩個人和解了，起訴就免了，不是這樣的，因為犯罪傷害的不是單純的被害人的利益，傷害了社會的利益，公共利益，實際上被害人說我原諒你，但是國家不會原諒你，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和國家有一個約定，我作為一個公民來說，我遵守國家的法律，國家有義務保護我，國家的義務是維護社會的秩序，具體的案子也是一樣的，就是你們雙方和解了，但是國家不能因為你們兩個和解了，就不赦免了，如果赦免了，就會有各種各樣的不好的後果。這樣的話，誰發生的犯罪的話，誰有錢就可以把罪免了，這至少不是公平的辦法，至少國家沒有這樣的權利赦免被告人。
易彬：免予起訴這種說法是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前，新的刑事訴訟法第172條規定了相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的條件是人民檢察院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是免除刑罰的，必須是符合這種條件，我們纔能對他不起訴。不起訴一種是絕對不起訴，還有一種是酌定不起訴，剛纔說的公共利益，什麼叫公共利益，就是區別於公訴案件和普通的民事案件的東西。
劉文惠：這個案件是公訴案件，公訴案件是咱們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向法院指控犯罪嫌疑人，要求法院追究刑事責任，這樣的一種活動，在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或者是被害人是否達成了和解，是否賠償了，這並不影響檢察機關決定是否對他提起公訴，還是做其他的處理，從這個案件來說，我們覺得提起公訴更有利於方方面面。
許身健：不是說赦免，不能說單純憑認罪態度比較好，賠錢了，不能只憑這一個指標，但是這至少是考慮訴與不訴的一個因素。
它能夠衡量被告人認罪態度的一個方面，如果能夠積極賠償，就有悔罪的表現，我造成損害了，就積極賠償了，就證明這個人悔罪的程度，刑罰的目的不是判誰，而是預防犯罪，不是說我判你兩年，判你十年，目的不是這個。但是你危害到社會公共利益了，危害國家的利益了，那就是要罪刑法定，你犯了什麼罪了，就要懲罰你。
主持人：這個案子有免予刑事處罰的條件嗎？
易彬：我們提起公訴了，法院也是獨立行使審判權，法官是怎麼認定的，我們作為公訴人，不好預測。
許身健：現在我這樣考慮，檢察機關也說，檢察機關有量刑建議權，我就問一個問題，有沒有向法院做出量刑建議。
易彬：為什麼會發表公訴詞，就是這樣。
許身健：我們有求刑權，您事先也說了，您也接觸了這個人，看量什麼刑比較合適？
易彬：我們認為就是應該按照相關的法條。
主持人：劉檢察官，竇唯這個案子，因為他的明星身份，您可能會感覺到跟其他的案子不一樣，有沒有特別的壓力？
劉文惠：作為檢察機關是法律的監督機關，我們在執法過程中也要自覺地接受人大的監督、政協的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以至於社會各界的監督，輿論的監督力度也是相當大的。從客觀上說，我們辦理明星案件肯定會受到媒體的關注，對於這種關注，我們認為，這是社會對我們檢察機關的一種監督方式，是對我們的一個監督、一個促進。檢察官不管是對什麼案件，我們都要依法審查起訴，這個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我們檢察機關的。不管什麼案件，我們都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這是最本質的東西。在依法履行檢察職責過程中，我們還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剛纔我說的公正執法，文明辦案，在竇唯的案子中也充分的體現了這一點，證明了檢察機關做到了法律的規定。
劉文惠：我覺得對於任何人犯罪，都要一律平等，刑法的基本原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每個人都記憶猶新，都能說出來，這是憲法賦予每個人的權利。在審查這個案件中，我就感覺到，要關注輿論，要了解媒體也要了解輿論，但不能被輿論所左右了。這個案件提起公訴以後，各大報紙也都登了，但是作為檢察官不能深陷在裡頭，被輿論左右我們的執法，要正確地對待媒體的關注，我們覺得應該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所謂媒體的關注是壓力，自然也是檢察官辦案的動力，也是我們檢察官追求公正的一個動力，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不能說他是一個明星，或者是一個名人，我們就如何如何對待，其他的人又是如何對待，兩個標准，兩個尺度，那是絕對不允許的。檢察官心中只有一個標准：法律和事實。
許身健：說實話，辦名人案，對法官、律師、檢察官都是一個挑戰，一般人在辦理民事案件的時候，尺度把握起來不是非常好的，因為辦這樣的案子，劉檢察官把法律看的非常高，把握得非常好。但是，很多律師就把辦名人案當做提高自己聲望好的辦法，我們也發現，很多律師在辦名人案的時候，他的聲望大為提高，辦一般的案子，除了法律的圈子之內關注，一般人不會關注，但是名人案關注的非常多，你的知名度提高之後，對於擴展你以後的案源非常重要，律師來說特別喜歡打名人案，有時不收錢都願意去做，因為背後隱含了很多的東西。相對於律師來說，檢察官和法官要求就更加嚴格了，因為他們代表了國家，所以我想這也是一種挑戰，面臨這樣的誘惑怎麼樣處理。我記得在美國特別檢察官准備彈劾克林頓，就這個獨立檢察官，他就找了一個調查報告，針對萊文斯基和克林頓這樣的事，一旦公布了之後，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國有一個獨立檢察官制度，有一個獨立檢察官。所以我們法律職業，尤其是檢察官、法官，要特別注意和傳媒保持距離，要抵住這樣的誘惑，像您這樣的就是把握的尺度非常好，我對您也表示敬意。
劉文惠：我們檢察官也是應該做到的，也是必須做到的。今天到正義網來，也是第一次披露，我們所說的都是事實。
希望社會能更多地了解我們檢察機關，支持我們的檢察工作。
劉文惠：在前年我辦了一個案子，是一個盜竊案。在西客站，犯罪分子坐火車來了以後，偷一個女的包，她丈夫剛好在邊上，發現了，這個小偷就跑，追到不到100米，警察就給攔住了，但是她丈夫坐地上就死了，就這麼一個小案子，我就感覺到應該做個宣傳，我們就寫文章分析了案件相關法律問題。文章發表後，有廣東的，有其他地方的群眾給我打電話，諮詢法律問題。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社會服務，這種服務是無償的。打電話我就接，有什麼問題，刑事問題，馬上就給人家解釋，有時候也要安撫一下人家。有的想告狀的，我就說，這個案子通過咱們檢察機關審查後處理肯定是公正的。當時半個月，經常有人給我打電話，我也說服了很多人。所以，適度的宣傳對我們檢察機關為促進社會和諧，為人民服務有好處。
許身健：對，檢察官和傳媒適當接觸確實比較重要，這個案件大家關注的程度比較高了，大家最關心的是在法律面前標准是不是一個，名人犯罪是很多的，是不是竇唯這個人因為處於事業的低谷了，錢也比較少了，就同情他，處理得輕。也有人擔心，在演藝圈，有一些人做的事比他嚴重的多，最後不了了之了，所以就存在這樣的疑問，是不是竇唯是比較軟的柿子，拿去捏呀。而這個案子，我和你們接觸後，覺得處理是非常公正的，所以檢察官要接觸媒體的意義就在這個地方，你必須要去交流，你不交流的話，別人會有很多的遐想。
劉文惠：做為檢察官來說，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個人除了工作之外，檢察官也要融入社會中去，人的追求也完全不一樣的。有時候跟黑暗面打交道多了，自己也需要淨化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