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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經過胡福明多次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這時題目改成《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准》)由報社分管理論部的領導小組成員馬沛文審閱同意,被安排到4月11日的《哲學》專刊第77期頭條位置,准備刊出。
按報社規定,《哲學》清樣必須最後經總編輯審閱後纔能付印。時任總編輯的楊西光是一位具有豐富革命經驗和政治洞察力的老乾部,這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他足足花了近一個小時仔細審閱。他當即讓秘書把我找去,提出了兩點意見:一是文章重要,放在《哲學》專刊發表可惜了,應在報紙第一版(要聞版)顯著位置發表;二是文章要做進一步修改,針對理論和實踐關系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做比較充分的論證,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要進一步觸及影響撥亂反正、衝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理論和思想路線上來批評、闡述(大意)。對於總編輯的意見,第一點我立即照辦,把胡福明文章撤下,換了另外一篇文章。但對第二點我感到難以執行,因為總編輯提的修改意見較大,要求又急,希望盡快修改、早日刊出。這樣的修改最好由作者來進行,而作者不在北京。
正當我為難之際,4月13日,胡福明為參加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召開的全國哲學討論會來到北京,給我打來電話。我立刻向總編輯報告,總編輯當機立斷,決定當晚就開會研究文章的修改。晚飯後,我乘了總編輯的小轎車把胡福明接來報社。總編輯楊西光知道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員准備(或正在)寫一篇同主題(或類似主題)的文章,又要我到那位同志家中把他接來。
4月13日晚,在楊西光辦公室,他主持開會,參加的除了作者胡福明、中央黨校的那位研究人員外,還有馬沛文和我。
會議先由楊西光講話。他首先肯定了胡福明的文章並表示光明日報非常重視,決定發表,但仍需要進行修改。為了使文章改得更好,請大家提出意見,特別是文章應選擇從什麼角度切入主題(實踐與理論〈真理〉的關系)。楊西光請兩位『客人』先發表意見。他倆互相謙讓了一下,就由黨校的研究人員先說。他認為文章應該從路線(路線斗爭)問題切入,這個意見顯然與胡福明寫的文章相左。後發言的胡福明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應該從理論(基本理論)問題切入。會議沒有就此問題展開討論,楊西光表態說,這兩種寫法都可以,讓他們二人按自己的意見各寫文章,兩篇文章《光明日報》都發表,哪一篇先寫好,就先發那一篇。
其間,黨校的那位研究人員說了一句:從路線和理論一塊寫。
這次會議是楊西光臨時決定召開的,又是內部幾個人的小會,當時沒有正式記錄。因此,會上談了哪些具體問題,怎麼談的,已無案可查,這是一件憾事。所幸的是,我做過幾年記者,隨身帶了筆記本(采訪本)。我把我認為特別重要的話記下來了,比如那位研究人員說的『從路線和理論一塊寫』就記在本子上。
本本上主要記的是楊西光的總結發言,我記的提綱挈領,有的只記了題目,共32處。最重要的有兩處:一處是『兩個凡是』,一處是『完整、准確毛澤東思想體系』(此處後面又重復了一次:『注意:完整、准確毛——想』)。
後一處指出文章的指導思想,即文章要突出宣傳完整、准確學習和應用毛澤東思想體系,前面一處則強調文章的要害是批判『兩個凡是』。『完整、准確』的提法在報刊上已有宣傳,但『兩個凡是』的提法,據我所知報刊上還沒有提出,在內部也是少數高層的人知道,至少在我處理這篇文章時,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我聽到楊西光說『兩個凡是』,頓感新鮮,立刻記到我的本本上。
楊西光的總結發言高屋建瓴、畫龍點睛,使文章的主題昇華,同時為修改文章定下了基調,以後的修改就是按這個思路進行的。最明顯的就是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行文直奔主題:『他們(按指革命導師)並不認為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為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後來楊西光考慮到提出『兩個凡是』的是當時黨的主要領導同志,文章中兩處直接點出『凡是』不宜,於是在兩三天後的又一次修改稿中,特別把這兩句話改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講過的一切言論都是真理,也不認為自己作出的所有結論都不能改變』。
這兩處『凡是』的增添和刪除,說明一個問題:以楊西光為代表的《光明日報》的同志和作者已經明確意識到,盡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論證的是實踐與理論(真理)的關系,但實際上是通過理論的形態反對『兩個凡是』。
經過作者和《光明日報》的同志八次修改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文稿,由報社指派專人及時送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請他們幫助修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在第一版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發表了這篇文章。(王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