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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妍
沿時間向度向前追溯90年,五四時代的幽暗與光亮,那些熱血、激情、飽含理想與民族焦慮之情的年輕面龐,早已隨時間的洗滌漸行漸遠。每一代人都在紀念“五四”,人們試圖從“五四”中找到賦予自己時代的課題與答案,而如今,這種探尋追索的目光除在學界保有外,對“五四”的主體——青年人而言,它似乎更多是歷史書上的一個符號或者標誌意義上的東西,甚至,它還是一場歌詠比賽抑或事關青年休息權利的抗爭。在現今價值觀的衝擊面前,“五四”的要義越發面目模糊。
我們爲何紀念“五四”?“五四”的內核究竟在哪裏?在中國社科院最近組織的一期針對高校學生的“‘五四’知識調查”中,對“五四”精神的闡釋,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民主”和“科學”,而忽視了“愛國”、“進步”、“個性解放”等“五四”其它元素。事實上,即使在這些透着“五四”精神正確答案的調查問卷中,“五四”仍然被簡單地解讀,深入當年社會的肌理,“五四”不止是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的粉墨登場,也不是一場簡單的愛國主義讚歌,它深透進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經濟意味,註定了它的多元性與開放性。也因此,在那個幽暗苦悶的年代,“五四”更似一束暗夜裏的幽光,照亮了無數青年人乃至社會人苦苦掙扎求存的社會出口,這場由青年精英人羣發起的運動也最終得以蔓延全國,成爲全中國挽救國家危亡的重要精神標杆。從這個角度來說,沒有“五四”的中國很難想見有今日昌榮強大的中國。我們紀念“五四”,也因此不應是不被忘卻而去紀念,更多的,今人如何繼承當年的“五四”精神,特別是當下社會價值在拜金、享樂主義的衝擊下,是一個越來越應該被提及的話題。
翻開“五四”的頁面,羅家倫、傅斯年、段錫鵬、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胡適、梁漱溟、李大釗,他們的名字和思想曾在那個時代熠熠生輝,“五四”的包容讓這些持有不同思想見解的人們,曾經碰撞出激烈的價值火花。無論是以陳獨秀爲首提出的“民主”、“科學”,提倡白話文打倒“孔家店”的思潮,還是蔡元培的“兼容幷包”,乃至周作人的“新村主義”,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當時的思想領域圖景可謂衆聲喧譁、百家爭鳴,各種思潮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而所有思想路徑的終點也都指向了一點,如何挽救國家危亡,建立一個強大新生的中國。“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羅家倫寫就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曾道出了那個時代的熱血與理想:“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如今讀來依舊振聾發聵。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都是注重個人獨立思考、充滿社會責任感、熱情與理想的人,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獨立思考之理性精神,勇於積極碰撞探索社會出路之責任意識,乃至整個社會對不同思潮的包容心態,依舊是今日青年人需要秉承沿襲的路徑,甚至他們當年的各種思想,對今人依舊有着現實的考量意義。
除了這些青年精英領域的思想救亡行動,當年整個社會也積極響應投入到這場聲勢浩大的國家行動中,無論是工商界的罷市罷工,還是整個社會的抵制日貨行動,甚及實業家對學生思想骨幹的經濟支持,底層勞動者抗擊自身卑微地位的鬥爭,整個社會都在尋求一種“獨立人格”與“個性解放”,在每個個體尋求解放的過程中,實際也走向了整個社會解放的路口。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下,以青年社會精英爲首倡導的自由、平等、民主、責任等意識,實際已悄然在社會肌理中生根發芽,“公民社會”的雛形開始具備。從這個層面來說,當今社會倡導的“公民意識”、“公民精神”實質正脫胎於“五四”,也因此,今人紀念“五四”,更應感念、發揚“五四”賜予我們的公民意識。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一百多年前思想家梁啓超寄予青年人的重託,至今仍有讓人振奮前進的力量。“五四”作爲一場以青年精英爲主進而席捲整個社會的解放運動,青年的責任擔綱意識已經強烈地迴應了樑老的呼籲。而對今日之青年而言,則應該消去“五四”過於符號化、概念化的紀念印跡,只有真正深入“五四”精神的內核,切身體悟“五四”的獨立思想、社會責任與孜孜追求,則方可稱之爲“少年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