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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決定,接受許宗衡辭去深圳市市長職務的請求,任命王榮同志爲深圳市副市長,代理市長職務
深圳代市長王榮走馬上任,有媒體列出他履新“三斧頭”:自覺請求羣衆監督;狠抓清正廉潔;承諾不以權謀私。
對於剛剛出了個許宗衡的深圳官場而言,廉政建設當是第一要務。王榮此番承諾,既是自律,也是對深圳官場發出的“廉政風暴”的信號。
但深圳對新市長的期待顯然不僅於此。請求羣衆監督也好,承諾不以權謀私也好,這些都是爲官者的基本素質,不是做了深圳市長才需要特別承諾的。確切地說,這不是需不需要承諾的問題,而是能不能遵守的問題。黨紀國法都明明白白地寫着,承諾不承諾,都得遵紀守法。
深圳,30年風風雨雨,有過“深圳速度”的輝煌,也有過“你被誰拋棄?”的困惑和失落,新世紀裏,如何再先行一步,成爲中國改革的急先鋒,這纔是作爲新任代市長王榮揹負的最大期待。
爲什麼人們對深圳寄予如此厚望?不僅僅因爲,這裏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端,改革開放星星之火從這個昔日的小漁村點燃;也不僅僅因爲,1992年,從這裏奏響的春天序曲,催生了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而是作爲中國最具活力經濟區域——珠江三角洲的龍頭城市,作爲和香港脣齒相依的開放前言城市,深圳,在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仍將擔任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這樣的城市需要怎樣的當家人?或者說,當家人需具備怎樣的智慧,才能應付現實存在的諸多挑戰?這,是新市長無法迴避且需要亟需解答的問題。深圳等待這樣的答案已經太久。
深圳需要勇於擔當的改革者。
相當長時間內,人們似乎已經習慣深圳官場的平穩和一團和氣——儘管爭取了多項改革先行的權利,卻少見改革的成果。當年,樑湘、袁庚兩位先行者敢爲天下先的勇氣和志氣,在今天的深圳官員身上還有多少?超前規劃、招商引資、引進人才、勞動合同制等等,這些今天我們看來再熟悉不過的詞彙,在改革開放之初,每走一步都要頂住巨大的壓力,都要有突破舊體制化蛹成蝶的決心。我們不奢望今天的深圳再創造出“深圳速度”這樣的神話,但我們期望,深圳能突破政府機構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等改革瓶頸,而這些改革一如當年的“招商引資”,需要改革者有開拓創新精神,更需要“只要爲黨立公問心無愧,我什麼都不怕。千秋功罪,讓後人來評說吧!”的勇氣。
深圳需要心懷理想的實幹家。
近幾年,深圳市長調動頻繁,不由得讓人生出此位置的無數遐想。深圳市長當然是個官位,還是個非常有前途、備受矚目的官位。有前途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這是步入官場上升通道的機會;一是,它是實現人生理想和價值的機會。有必要說明的是,這裏的理想和人生價值不是要做多高官位,要手握多大權力,而是,面對挑戰,有創造、有應對,是窮極自己的智慧,在一個城市成長過程中,能留下自己清晰的印記;是把“深圳市長”真正當成自己職業生涯的一次挑戰,而不只是一級官階。
深圳需要無私無畏的“孺子牛”。
事實上,並不只是深圳需要“孺子牛”,全國城鄉,只要有政府機構的地方,有黨政幹部的地方,都需要“孺子牛”精神。之所以特別對深圳提及,蓋因當年深圳的開拓者們給他的繼任樹立了這樣的榜樣。是他們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爲人生格言,真正展現了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本色。無私才無畏,正是有如此人格,纔有了其治下官場清和城市的興盛,纔有人所共知的“深圳速度”。
上述所列,並非對履新者的苛求,無論王榮或是其他什麼“本土的”、“空降的”市長,這些都是民衆對一個城市的期待。
有意思的是,在王榮履新之前,南方有媒體已先行一步,瞭解報道了王榮在蘇州的政績。並對王榮能否將“蘇州經驗”移植至深圳頗爲期待,言下之意,恨不得王榮能給深圳帶來另一個“新加坡工業園”。筆者竊以爲,當下討論此問題爲時尚早。且不論“蘇州模式”的幾十年積累,蘇州與深圳所處經濟區域和區域定位的迥異,單是“新加坡工業園”經驗的想象就有誤導深圳之嫌。深圳有自己的經濟特點,有獨特的城市文化,這是深圳再次騰飛的優勢所在。讓深圳成爲深圳,而不是南方的蘇州和其他,這是王榮未來幾年需爲之努力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