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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是以個人繳費為基礎的,權利與義務對等,不會給當地財政帶來負擔。因此,只要是持有居住證的居民,就可以參加這些保險項目。對於有財政補貼繳費的項目(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中央政府應該研究制定全國統一的最低標准,且補貼外來人口參加各類保障項目。
而對於低保和保障性住房等社會救助的享受資格,可以根據待遇的特性和城市的規模,設置不同的社保參保年限或繳稅年限要求。『人口流入城市一般都是為就業而來,城市鼓勵的正是這種流動。能夠在一個城市生活,也必須有一定的生存能力。為了鼓勵這種流動,並防止 福利旅游 ,對低保和保障性住房等社會救助待遇,設置較高門檻是有必要的,這也是對流入人口的一種生存檢驗。』貢森說,『具體可以根據待遇的特性和城市的規模,要求達到一定的社保參保年限或繳稅年限,纔可以享受這些待遇。特別是對於低保等社會救助,則要設置較長的年限。當然,為了讓更多的外來人口繳得起費,社會保險繳費標准需要適當降低。』
貢森總結說,他們不贊成推翻戶籍管理政策,而是建議實行『兩保兩新』的方案。既為戶籍人口保留『捷徑』,他們可以通過繼承而享有廣泛權利;又為外來人口通過買房、投資和知識技能等入戶保留『快車道』;更為廣大普通勞動者及其家屬開闢一條通道,提供一個新的易於攀登的入戶階梯,並在上昇臺階上不斷新增權利,直至實現永久入戶和同等享有原戶籍人口的所有權利。『這樣既可以鼓勵人口的有序流動,又可以加強人口管理,也有助於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貢森說。
貢森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整體工程,還需推進與其掛鉤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特別是要改變目前以戶籍人口為基礎的財政及公共支出體制。
『權益脫鉤改革有一定的政治阻力,但是越晚改革,阻力越大。』貢森告訴記者,『這是很多地方管理者的共識,希望盡早改革。現在需要中央下決心,總結地方經驗,及早出臺指導意見,規范各地改革。』
課題組在調研時還了解到,在積極探索一元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地方,農村居民並沒有一窩蜂地湧向城市。有的地方管理者認為,很多擔心都是臆想的。『我們以前想象,可能農村人一夜之間都會跑到城裡來,但實際上人們都是有利益權衡的。管理者總擔心農民進入城鎮、佔用公共資源,這種擔懮有些過頭。沒有工作和住房,人們進城乾什麼?難道天天住火車站?』重慶一位政府官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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