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胡耀邦

　　胡德平口述 周海濱整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人們對他的懷念綿延不絕。胡德平說：『父親口碑好，和當年平反冤假錯案有關。另外他大量啟用中青年乾部，主張要大批的中青年乾部上來。至於乾部子弟，尤其是開國元勛的子弟要關照愛護，但是乾部子弟如果要提拔要先下去鍛煉，在機關裡一步一步提昇不行。』

　　20世紀80年代，黨內的一些領域出現腐敗現象，胡耀邦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黨風，要從自己身邊抓起、從中央抓起。胡啟立曾回憶說：『(胡耀邦)在首都八千人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這件事震動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實說，我當時是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義無反顧。我至今記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對我說，貪污腐化、以權謀私能否制止，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他一連用了三個「最」，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堅持到底。』

　　『紅小鬼』的牢騷話

　　1952年7月，父親從南充川北區黨委調北京工作，上京時興致很高，意氣昂揚，真有一股事事爭上游、處處比先進的勁頭。人們風傳他要去政務院建築工程部任常務副部長，他十分興奮。

　　有一天我看到父親從外邊回來，半晌沒有言語。沈思一會兒後，他慢慢抬起頭來，面帶一絲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道：『我的兒子都這麼大了，還讓我做青年團的工作？哼，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邊說邊搖頭。

　　事後聽說，團中央第一書記的人選，有兩位候選人，一為胡耀邦，一為陳丕顯，毛澤東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親當然服從了中央的決定，但他獨自一人發的輕微牢騷，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

　　第二年，毛主席在團代會召開之際，說到選拔青年乾部。他說三國時期，周瑜是個『青年團員』，孫權任命他為東吳統帥，老將們不服，孫權的任命不改，結果周瑜大敗曹賊。他認為乾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來的。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小伙子」剛上臺，威信不高，不要著急，不受點批評不挨點罵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說的『小伙子』所指何人呢？我認為既指個體，又指群體。紅軍時期的『紅小鬼』就是一個群體，現在這批幸存下來的『紅小鬼』都變成了『小伙子』，成為黨政軍中的領導骨乾。

　　1966年8月，我父親被停職打倒。父親的痛哭失態，我只見到一次，那是1967年祖母去世，他還關在團中央大樓中。當我告訴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時，雖然有些驚訝，但仍很鎮靜。到了醫院的太平間，正准備三鞠躬和祖母做最後告別時，他張了張嘴，突然用家鄉話喊了聲：『娘老子，兒子送你來了！』一句未了，『哇』地一聲痛哭起來，頓時淚如雨下，鞠躬之時，全身微顫。走出醫院，他輕輕地念了一句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回到家中，他又平靜下來，告訴外祖母、母親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時，當過鄉蘇維埃的婦女委員。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乾部而效力，後又為識別、選拔年輕乾部和四化乾部而努力。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事業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

　　『失業』何必說成『待業』

　　『文革』初期，我總是張口一個階級斗爭，閉口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父親開始還耐著性子聽。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他開口了，開始語氣非常平靜：你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主席在蘇區紅軍時期就說，『要造就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不能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突然他加重語氣，把手一揮，大聲說道：『德平！你不是老說階級斗爭嗎？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說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我還想辯解些什麼，但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個事雖然父親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是對『文革』的懷疑，從這也開始了。

　　1971年，全國上下大批資本主義，大興『斗私批修』、『消滅私字一閃念』。這時父親已從河南的『五七乾校』回到北京，雖已獲『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賦閑』在家。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有些地方紛紛關閉農村集市貿易的自由市場，不由地深深嘆了一口氣，問我：『什麼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我當即回答說：『那就是有資本家、有資本還有剩餘勞動。』他又問：『那你看這集貿市場呢？』我說：『那也是啊，沾到錢了，沾到交換了嘛。』他說：『你錯了，你還是個大學生啊！你們學過《資本論》沒有？』父親詳盡地向我講解了物物交換和資本增值，分析了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方式與資本增值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當時父親說：『我們現在老是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實際上我們的馬列主義的認識水平和學習已經降到最低點。』

　　有一天，父親又問我：『你對斗私批修怎麼看？』我說：『私是萬惡之源。』父親問：『你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說：『當然是唯物論啊。』父親說：『不對。私心、私的觀念是意識形態問題，你不能把這個與私有制混為一談。』他說個人利益、個人的願望應該是合理的。雖然還在『文革』中，父親就能夠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嚴格區分開來，所以，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父親在『文革』中期也常對身邊的人說道：『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

　　解決知識青年返城問題，社會上的待業問題，這是耀邦同志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後，主持參與解決的第一個問題。1979年是全國上山下鄉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滾滾，怨氣難平，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下跪請願，群體臥軌，7萬人罷工事件，震驚了中南海。

　　6月13日、14日、15日3天，父親抱著『要把就業問題說到家』的態度，一口氣談了三次就業問題，『現在有幾百萬青年要就業，今後每年要增300萬，到1985年有2000萬待業人員怎麼辦呢？』他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有著十分驚人的前瞻性和准確的判斷力。在30年前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啟動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當時叫集體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大，並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業。

　　當時，我黨在宣傳上，把『失業』稱為『待業』。對此，他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沒有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說他們本來是失業，要把問題說到家。』他對一件來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簽署痛心疾首：『美國的商人想加工眼鏡架子，要同我們訂加工6000萬副的合同。他送原料來，結果回答人家我們辦不了。這種現象聽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業，一方面好多事情沒有人乾，飯館、旅館、理發、縫衣服，多呢，現在縫衣服排隊，多的要等半年。』

　　一生兩大遺憾

　　父親是個閑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擔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後，經常向我講：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他說他自己一生中有兩大遺憾，一是不懂外語，二是不會中國古詩詞的平仄格律。他選擇了古詩文的習作。

　　他讀完蕭克將軍小說《浴血羅霄》以後，給蕭克將軍寫下這樣一首詩：寂寞沙場百戰身，青史盛留李廣名。夜度將軍羅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父親不反對喝酒，平日興致好些時，也喝一點。他反對那種浪費公款，假公濟私，不辦實事，個人利益、幫派利益至上，對人民事業又毫無作為的人。父親對內部同志的宴請，非常提倡四菜一湯。當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國全年的公款宴請竟達到200億元時，他既痛心公款浪費，更懮慮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於發展經濟，用於體制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