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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務院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的公佈，“全民醫保”終有雛形。
“啓動城鎮居民非就業人羣的基本醫療保險規劃，有承前啓後的意義，也是實踐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向聯合國作出的‘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保障’的承諾。”
曾親身經歷了中國城市、農村醫療保障體系變革並參與研究的蘇州市衛生局原局長，醫保衛生專家周壽祺教授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如是說。
試驗早已先行
據周壽祺介紹，在《指導意見》發佈之前，從2000年以來，江蘇、浙江和廣東等沿海發達省份的數十個城市已展開了試點工作，並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因此，此次全國性試點的條件已相當成熟，這也是政府敢於提出在2008年初就出具評估報告，2009年將試點城市擴大80%的一個前提。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鬍善聯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也認爲，三年內全國全面推廣的可行性還是很大的，“新農合”制度進入軌道用了五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推廣的難度應該比“新農合”小，對參保人員的宣傳並讓其接受比較容易。
據周壽祺透露，目前在浙江的嘉興、義烏，江蘇的鎮江、江陰，江西的南昌以及廣東的中山、佛山等地，均在這幾年開展了城鎮非就業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試點。
這些城市在試點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關於籌資水平、基金管理以及財政投入比例的爭論，“爭論還會持續直至這個政策完善。”
周壽祺舉例說，從2004年開始試點的蘇州市，現在城鎮非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個人參保費用已由3年前的100元升至300元，政府的支付額也由150元增加到350元，籌資水平大幅提高。
以目前各地已經開展試點的情況來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財政補貼和個人(家庭)繳納比例也不一樣，有些地方財政補貼佔比50%，個人(家庭)繳納只佔50%。而在部分東部地區，財政補貼佔比更大，有些甚至達80%。
雖然《指導意見》已明確提出補貼不低於40元/人/年，但並沒有一個統計數字來表明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滿足實現城鎮非就業居民的基本醫療需求。
對此，胡善聯認爲，各個地方不一樣，有些地區高，有些地區相對低一點。隨着制度的試點和完善，水平會慢慢往上升。
對於具體的財政投入額度，胡善聯認爲，要以各地情況來分別進行科學的預算。
而以現有兩億多城鎮非從業居民的情況來看，如果按照財政補貼不低於40元/人/年來匡算，一年財政支出也要近百億元。
仍期待整體配套
對於這個“救命錢”的管理，周壽祺認爲，原有經驗本來足以保障這筆錢的專款專用，實現正常運作，但要提防一些特權階層介入的干擾，導致醫保基金管理出現問題。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昨日也表示，這項醫保基金全部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統一管理，單獨覈算，確保基金安全。
而在財政補貼能不能到位的問題上，胡善聯認爲“應該建立一個政府問責機制”。“但這也跟醫保制度實施成熟度有關，比如‘新農合’，剛推行的時候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有不按時到位的情況。”胡善聯說。
胡善聯還表示，現在出來的僅是公共財政補“需”方的一個政策框架，接下來還會有整體的醫改方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只是一個方面，公共財政補“供”方也必不可少，這決定到醫保決算水平的效率，比如農村衛生站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公共設施建設，這些財政投入都是必需的。
“在補需的同時，也要協調好供方的關係，不管是補‘供’方還是補‘需’方，都要明確政府的責任。在補需同時，是否也應該保留着醫療機構市場化的一面呢？”一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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